麦东
浙江乐清4年出了146名“官赖”，各种身份各种赖法，就是不还钱，不仅敢赖，还敢理直气壮地赖。乐清人民法院不久前发布了一部公职人员涉案执行白皮书，记载了2010年至2014年公职人员涉案执行情况。4年内乐清共有146名公职人员遭执行，标的金额近4.7亿元，总的标的清偿率只有20.57%。
法院强制执行，平均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愿意还钱，剩下的人里不乏银行支行行长等领导干部，“官赖”任性至此，对社会的危害性毋庸讳言。治不了“官赖”，治起别人来难免底气不足，人家很容易拿“官赖”的身份为自己开脱。一句“某某某也欠了很多钱，你怎么不去抓”，就将难题抛给了司法部门。
一般认为，公务员队伍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更有道德的自律意识和维护社会法律正义的责任意识，他们不应该成为老赖的主流。同时，不管是党纪还是国法，对公务员的要求也严格一些，哪怕一时失足成了欠债不还的人，也断然没有一赖到底的勇气。
治“官赖”面临的难题都是共通的，而将其归结于司法部门的不作为，也失之简单。很多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向司法叫板，除了人性的贪婪，恐怕更多的还缘于对官场生态的狡猾利用。
比如单位护短。一些单位的领导护犊子心切，“不给底下人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把个人的纠纷上升到单位的纠纷，把个人的尊严上升到单位的尊严，于是矛盾升级。个人呢，一个地方待久了，就容易盘根错节，不是门生就是故吏，打一通电话总能找到说情的人，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拔起一个萝卜带出的是什么样的泥，恐怕谁心里也没底。
对司法体系的运作模式，“官赖”们也可谓知根知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司法部门同样也在官场之中，同样也受着各种官场潜规则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但凡有人求情往往抹不开面子，关键时刻也不能痛下决心。司法部门自身的独立性都无法保证，又如何来确保法律的公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司法改革作为依法治国的突破口，意义有多么重大！
根治“官赖”之难，说到底是吏治之难，权力制约之难。“官赖”跟公务员队伍的作风问题及腐败问题一样，都是特权的寄生物，没有特权，自然也就没有“官赖”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官赖”，得从破除特权开始。并不是“官赖”有多难治，脸皮有多厚，真正敢与法律正面交锋的人是很少的，而与社会人员相比，公务员群体还有党政体系的制约。有时候，法院传票不一定管用，领导的批评却一定管用，他们更容易在得失之间作出衡量。
这事不外乎两种解决办法，要么让“官赖”不敢赖，要么让“官赖”没法赖。前者说的是能否将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后者则事关这个“笼子”编得细密与否。司法部门何种程度上能够脱离行政的掣肘，真正独立办案？能否借用司法的力量倒推行政体系的改革？这是“官赖”的命门，也是诸如腐败这些问题的命门。法院如果觉得为难，其实也可以公布名单，看看到底是哪些“官赖”与民意走在相悖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