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9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被户口撕裂的18年”为题，报道了18岁何欣的遭遇。她是一名“学霸”，老师“印象中就没考过第二”;她没有户口和身份证，没有学籍和银行卡，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会考，如果不能及时办下户口报名高考，她对大学的全部憧憬，将全都是泡沫。
“学霸”吸引眼球，一旦最终无法参加高考，悲剧色彩也更浓一些。但我们关注何欣，为她曾经的遭遇扼腕，为她的未来担忧，却并不因为她是“学霸”，而是因为她是一名公民。媒体不可能关注每一个有类似遭遇的公民，但每一个人的权利，在现实中都必须得到同等保护，这和是否“学霸”无关。
因为，这是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国籍法第4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宪法第2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见，他们是中国公民无疑。但由于没有户口，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一概被排除在外。比如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每一所学校都有充足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
和受教育权的显性伤害相比，多年“低人一头”对心灵的伤害更大。这种伤害对外人来说是隐性的，不易察觉，却像刀疤一样留在当事人心头。妹妹说话“一天不超过十句”，这是代替去世父亲为妹妹跑户口的哥哥对何欣的印象。他心里清楚，18年没户口对妹妹伤害有多大。
孩子落不上户，家长多有责任。比如何欣，即是因为当年父母躲避2500元超生罚款失去落户机会，之后想落户时却难以如愿。“不交钱就落户，以后就更没人交了”，计生等部门的担心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然而，当孩子成为大人不正当行为最大买单者，他们不能以公民身份在社会上立足的现实却宣告，用落户制约超生行为，不具有正当性。社会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就阻止公民基本权利实现而言，任何理由都不具有正当性。不当行为需要付出代价，该交的钱，相关部门还是要一分不少地追缴，之所以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和庄稼没种好只耽误一季不同，人一耽误可能误了一生。适度为人的生存“让路”，是“以人为本”的题中之义。
至于具体落户过程，先是父亲，父亲去世后是哥哥，腿都跑细了，何欣的户口仍没落上。如果让那些办事部门说，恐怕每个部门都能讲出一大堆不办的理由，但在18年落户无门的事实面前，任何解释都未免苍白。程序要走，但这么多年过去，有些环节的证明人，可能已不在人世。那些无关紧要不乏“折腾人”之嫌的证明，能少几个就少几个吧。当然，实现这点，不能靠办事机构“各行其是”，而需要高层相对统一的制度设计。
明年6月，何欣能坐在高考考场吗?笑容，能尽快就回到和她有类似遭遇的公民脸上吗?我相信，一定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