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扶贫贷款的主体是信用社，资金链脆弱，金融安全性应得到高度关注。希望政府的扶贫贷款能检视弊病，控制风险，不要成为财政大出血的创口。
今年3月陕西洛南的扶贫贷款还是财政全贴息，到7月变成贷款人负担部分利息。当地扶贫贷款额度几乎为5万元以上，贷款人每年需多付几千元利息，感觉被当地政府坑了。媒体则指责朝令夕改，陷人于窘境。有媒体评道，地方政策决策随意，太拿政策当儿戏。
地方政府真是随意决策吗？恐非如此。当地官员表示，个别贫困户并未将贴息贷款用到产业发展上，更有甚者将钱转存银行吃利息。既然贷款已经变形，改变政策予以扭转，那就在情理之中。想想也好理解：政府贷款免息无风险，等于天上掉馅饼，为何要拒绝？贷款者不可能都有创业能力，肯定有一部分资金被消费掉，贷款变成死账。
有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穷人财务状况糟糕，几乎没有可抵押资产，缺乏金融知识和信用记录，商业银行只顾逐利，根本不愿贷款给他们。贷富不贷贫加剧了贫富分化，穷人缺乏帮助，更难翻身，这在金融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金融排斥”。出于扶贫需要，很多政府会积极地帮助穷人获得贷款。除了动用财政给商业银行贴息，还有直接规定低息或者免息。这显然不是出于商业逻辑，而是政策考虑。
可是不要忘了，商业银行排斥穷人不是出于天生的歧视，而是有确切的风险考量。穷人贷款额度低成本高，经济基础脆弱，基本没有资产可作抵押，呆账坏账的比例比贷款给富人高得多。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需要为股东和储户负责任。扶贫贷款并没有消除风险，只是将风险转嫁给纳税人。扶助穷人的话语占据着道德高地，没有人敢质疑。
贴息扶贫贷款除了面对财务风险，还会诱发道德和法律风险。面对名额有限的贷款，村民需要不遗余力展示贫穷，甚至不惜造假；一些官员拥有审批权柄，就有了渔利腐败的空间。是否真正贫困，有真实资金需求和还款能力，就不那么重要了。贴息扶贫贷款的补助规模往往很大，地方政府和信贷机构是这笔资金的经手和运作者，无论出于政绩还是业绩需求，他们都有很大的裁决空间。最近几年，全国很多地方出现农民身份信息被冒用贷款的现象，这背后就有政策身影。
既然扶贫贷款不可取，穷人岂非束手无策，只能在金融沙漠里沉沦？不必悲观，只要回到商业逻辑就可以了。穷人不容易贷到款，这不意味着他在市场毫无优势。穷人的最大资本是劳动力，雇佣是持续性改善的开始，风险最小，收益稳定。很多穷人通过打工积累资本，锻炼经验，自己创业坐大，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就不再是难事。不顾穷人处境和能力，用扶贫贷款诱导他们创业，这是对贷款人、信用社储户和纳税人的不负责任。要想真正帮助穷人，应当减轻企业负担，积极改善工商业环境。
谈扶贫贷款，很多人会举孟加拉银行家尤努斯的例子。据说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也是有感于商业银行贷富不贷贫，想为穷人专门提供金融服务，后来发现穷人的信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糟。尤努斯的成功刺激了很多人，他们呼吁政府对穷人大搞扶贫贷款。必须指出，格莱珉银行和政府扶贫贷款有根本性区别，前者是商业机构，政府扶贫则是指令性计划。格莱珉银行对贷款人有严格审查，依靠熟人关系监督贷款使用，并且还要承担盈利亏损的压力。
总体而言，格莱珉银行只在南亚部分地区获得成功，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尝试都失败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还有很大争议。商业逻辑尚在检验，依靠政府力量搞扶贫大跃进，势必要付出惨重代价。农村扶贫贷款的主体是信用社，资金链脆弱，金融安全性应得到高度关注。希望一些地方的扶贫贷款能检视弊病，控制风险，不要成为财政大出血的创口。
□菁城子（罗辑思维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