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娴
记者在天津、吉林等地基层社区走访时发现，居委会要为居民开具的证明种类可以用“五花八门”来形容。有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现在社区开具的证明可以分为婚育状况类、关系证明类、身份户籍类、情况证明类、生活水平类等等。
社区日益成为社会管理、服务居民的最基础平台、最前沿阵地。许多职能部门的工作到基层都下沉到社区当中，更多的是应相关部门请求为居民出具某些证明，证实某些情况。这是相关部门“下达”的工作任务，也是相关部门“下放”的权力。居民也反映，去相关部门办事时，首要要求往往就是先到社区开证明。
可以说，社区主业已然被无数“证明”任务所绑架，正逐渐沦为“公证处”。而这其中，还有不少奇葩要求:要求证明“我是我”、“我妈是我妈”、“孩子跟我住在一起”, “我没犯罪”……开这些证明，不仅让社区承担额外的大量调查工作，苦不堪言，还让居委会工作人员左右为难：贸然盖章，担心越权，存在担责风险；拒绝盖章，伤了感情，还会被居民说“不作为”。
作为基层居民自治组织，社区距离群众最近，其主业就是为居民服好务。然而，由于承担了大量职能部门转嫁的工作，被无数“证明”任务所绑架，导致社区职能错位，沦为变相“公证处”，进而在为民服务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大打折扣。不可否认，对于居住证明、贫困证明等通过上门调查方能核实的证明，社区责无旁贷应该盖章，但是，涉及专业性、行政性以及超出社区能力范围、职责范围的证明，就不应当由社区来承担。
明确社区主业，让社区回归为民服务本位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厘清社区职能职责，集中清理不应当由社区盖章证明的项目，从源头上减轻社区负担，让社区腾出精力、时间更好的服务居民。当然，清理证明项目、为社区减负不过是治标之策，唯有持续深化简政放权，简化、削减实际意义较弱的证明，探索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不断提高为民服务效能，才能真正让社区回归为民服务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