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英
从2006年起，各类反传销协会、网站、联盟等民间反传销机构开始出现，它们多由一些曾经深陷传销的人员所创办，接受解救被困者和反洗脑的求助。起初的公益热情在遇到经费困难的现实后，他们无奈选择收费运作。然而，这些机构收费无标准，高低可差9倍。（《新京报》8月10日）
在各类传销组织难以禁绝的情况下，各种民间反传销机构作为执法部门打击传销活动的补充，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然而，民间反传销机构却存在不少乱象，除了收费无标准外，还存在资质认定无门槛、反传“专家”泛滥，翻墙入室、暴力逼问，身份不合法、违规经营等问题。民间反传销机构多年来处于灰色地带，虽然帮助不少家庭解救出了传销人员，对传销组织也是一种打击，但处于灰色地带终究不是办法，如翻墙入室、暴力逼问等做法涉嫌违法，有可能把自己送上法庭。再如收费无标准，可能会滋生暴利，损害求助者利益。
民间反传销机构已存在9年，却至今仍未走出灰色地带——公安、工商等部门既没有将其主动纳入监管、规范操作，有关制度也没有给民间反传销机构以合法身份。如此一来，民间反传销机构就会野蛮生长，这个行业必然存在多种隐患或潜在风险。
首先，应该完善反传销制度，把民间反传销机构纳入其中。虽然1998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等制度，但反传销制度仍不健全，如存在工商与公安部门相互扯皮的问题，现有法规对于传销的认定、处罚过于简单。
尤其是，反传销制度既没有赋予民间反传销机构合法地位，也没有规范其操作行为。鉴于传销活动今天仍很猖獗，要么完善《禁止传销条例》，要么制定《反传销法》，总之，制度上要对民间反传销机构及其活动进行规范。
其次，要对民间反传销机构进行准确定位。据悉，2006年到2008年民间反传销机构不收取任何费用，被解救者自愿给钱。但由于民间反传销会产生不少支出，纯公益是无法持续的；而收取高额费用又意味着它变成了营利性机构，也不应该提倡。
笔者认为，民间反传销机构应定位于半公益性，既要有公益属性，考虑到其生存也要允许适当收费。再加上传销人员陷入传销组织，责任主要在自己，理应为解救行动承担一定成本。同时，民间反传销机构弥补了政府反传销工作的不足，政府不妨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支持民间反传销机构的发展。
其三，执法部门应与民间机构联手，只有“正规军”和“游击队”联手才能优势互补、减少不足，共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民间反传销机构应当根据自己的特长，成为反洗脑者、反传销情报员等，侧重于“文斗”；工商、公安部门应承担现场解救的角色，侧重于“武斗”。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民间机构反传销的风险。民间反传销机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制度要有规范。除了制度规范、政府部门监管之外，还应该成立行业组织以强化行业自治自律，比如说正式成立合法的中国反传销协会。过去成立这类协会需要找挂靠单位，但从今年7月公布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来看，今后成立反传销协会应该比较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