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然
在我的潜意识中,对“洋”的那一套有种本能的疏远,而对“土”的东西则有与生俱来的亲近。尤其涉及到农村政策取向,我对那些洋理论洋经验总是难有好感。就像饮食习惯一样,特别不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一类的快餐。当然,对“洋”的东西也不是全都拒绝,偶尔喝点可乐也还行,但如果有两角钱的大碗茶,我肯定不会喝三块钱一听的可乐。
不得不承认的是,一段时间里政策的“土”被某些人搞坏了名声。个中原因,不但有官僚主义的误读,也有对基层工作的不了解不熟悉,还有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此外,确实有些地方“歪嘴和尚乱念经”,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些歪门邪道,干扰了大政方针的执行。这就给政策的“土”背上了黑锅。
就实际情况而论,“土政策”本来不应该是贬义的,因为它本身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很强的创造性。我之所以说政策越“土”越管用,既是对整个政策效应的概括,也有对某些洋政策汲取教训的成分。
直觉反复告诉我,政策特别是农村政策,越洋就越复杂、越麻烦、越易变形,而越“土”就越简单、越有针对性、越耐用管用。这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农民意识呢?也许是吧。农民这样宏大的社会群体,难道有一点自己的阶层意识还不行吗?假如有,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工人有工人意识,农民也应该有农民意识,不该受到指责。
我们生活的国家实在太大,区域的差异性无处不在。在国内,山西不算是一个大省,但从地域到人口都超过欧洲几个国家的总和。姑且不说广东的政策拿到山西实行会有问题,就是晋南的政策拿到雁北也都不一定灵。
过去常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这是有道理的。远道而来的洋政策作为舶来品,无法考虑到中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更满足不了各地各方面对政策的现实需求。洋政策的出发点失之毫厘,实际工作的落脚点可能会差之千里。
洋政策不是它本身不好,问题在于水土不服有种必然性。洋政策好听好看,动不动就搬出数学模型、理论体系、公式图表来论证,给人以千真万确之感。但有些洋政策如同沙滩上的大厦,无根基、难立稳、不中用。土生土长的政策,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用起来很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明智的态度是,借鉴国外一些好的洋政策,但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且还要进行本土化改造。照搬照抄的政策效果肯定不行,“移植”来的政策往往不如“嫁接”来的政策有效。某类农业补贴政策是从国外移植来的,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显露出效用衰减难以为继的态势。
正确的政策来自基层的实践,不是来自书斋或讲坛。土地承包政策,是最经典的“土政策”,也是最管用的“土政策”。它不是哪国专家、哪位洋人、哪个官员设计的,而是中国农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
我们应当尊重基层的创造,并且要善于发现和肯定他们的创造,提倡各地在不违背大原则大政策的前提下,制定和实行一些有的放矢的“土政策”。不仅如此,对于一些成功的“土政策”,还要及时总结推广不断完善提升,在更大的范围内普遍实行。
概而言之,政策“土”的要素,应该成为我们的体制、机制、政策创新的活力来源之一。而政策的贪大求洋倾向,逢会必讲美国欧盟如何如何,则是我们制定政策时特别要警惕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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