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已经成为权力任性的幽默注脚，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亦引用此则故事感叹“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虽然“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不过是当事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件事却也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中常常提及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
政府与市场，也是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必须牢牢抓住且一定要处理好的重大矛盾。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有十分明确的认知和判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再一次十分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对于新常态下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这“三高一低”为主要特点的、带有计划体制痕迹的经济增长方式之转型紧迫性，可以说已是全民共识。在旧有增长模式框架之内经济很难有新突破，且不易生长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对于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出现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十分确定，那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是生发于市场、成长于市场、壮大于市场，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要培育好市场大环境，根据市场需求做好制度设计，畅通制度运行，监管制度执行。
我们正在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也正在逐步采取清单式管理模式——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当下最为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法无授权而乱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而激发中国经济新活力，必须下大力气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这里的限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简政放权；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其本质上是一个政府放权让利的过程。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财税体制改革，乃至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其取得的成绩皆依赖于政府将权力回归市场。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稳步前行，目前我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
但已有的放权让利，是在增量改革不断取得成就、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尚能容纳生产力扩张、政府创设权力和释放权力并行、既得利益并未得以根本触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当下的改革已经发展到了需要政府自我革命的阶段，到了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固有利益藩篱的时候，政府的简政放权已经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简政放权，要在简化程序、提高效率上下真功夫，更要着力在平等准入、破除垄断、公平竞争上取得实效。
为什么国家领导人频频呼吁要打通“最后一公里”？为什么会有国务院文件七天内必须下发的要求？为什么会有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梗阻”？权力天然是利益的宿主，限权就无法寻租，对既得利益者来说，确是实实在在的损失。现有的限权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堤内损失堤外补”，少数部门和官员缺乏利益驱动去简政放权，因此，政府自我革命须有壮士断腕之勇气才能实实在在地推进并取得预期效果。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还必须织密扎紧制度的笼子，把权力牢牢管住。只有这样，才会真正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努力打造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提高政府执行力、公信力，才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断提升市场主体预期的稳定性，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开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蓬勃局面，突破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发展瓶颈，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