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脱离现实而行,倘若学术本身对于社会的改造与反馈作用有限,那么此种学术活动的效果就不能被高估
中国第一个信访领域的博士培养方向——“信访政策量化分析”博士培养方向,7月6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正式开设。有专家表示,当前信访形势依然严峻,定性层面的政策研究已经难以深入,在大数据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在定量层面对有关案例进行梳理和归纳。“信访政策量化分析”博士培养方向,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信访领域相关数据分析的研究方向,其开设将对中国信访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信访事业的改革创新起到促进作用。(7月7日《新华网》)
看到“信访博士”,我想起了几年前被舆论广泛关注的“反腐硕士”。2010年,国内首批20余名“反腐硕士”落户中国人民大学,“反腐硕士”由最高检和人民大学合作培养,以实现“实践性、专业化、高层次职务犯罪侦查人才培养”。当时媒体普遍担心的是,这批“反腐硕士”的就业问题。今天又该如何看待“信访博士”的出现?
如果抛弃对于信访的情绪化表达,再来看“信访博士”的出现,我个人的观点是:对其不应该进行简单的否定。因为按照新闻的表述,即将出现的信访博士,主要将在定量层面对有关案例进行梳理和归纳。其课程设置主要包括中国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冲突与矛盾、信访数据量化分析实证研究、信访指数研究、社会定量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方法等。换言之,它是对之前看似繁杂的信访整体形势与问题进行系统性总结,从学术层面而言,此种探索需要被肯定。
问题在于,任何学术都不可脱离现实而行,倘若学术本身对于社会的改造与反馈作用有限,那么此种学术活动的效果就不能被高估。至少从新闻已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所谓“信访博士”的设置,对于现实的介入作用仍然相对有限。这倒不是说“信访博士”本身的设置有缺陷,而在于信访问题原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学术化解决的问题。因为说到底,信访问题既非始于信访部门,也非始于访民,甚至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现实生活中治理常识没得到尊重的结果。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项报告显示,有关涉法纠纷,再次来京上访人中,37.78%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因为判决败诉,而13.35%的人则是因为胜诉却未能执行。这一调查虽然仅仅针对涉法纠纷,但足以说出许多不懈上访举动的所由何来:公民诉求无法得到正常的流动与回应。上访者的问题多集中在拆迁、司法判决与个体权益遭受侵害等方面,在日常的行政与司法范畴内,它们其实都可以得到公正恰当地处理。但在现实中,或被管理者无视,或被强力所压制。当公民合理的权利诉求无法正当流动,信访不信法就会成为下意识的选择。
正因为如此,对于“信访博士”的设置,一个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不能看到“信访博士”就表示反对,但亦不能高估夸大“信访博士”的现实功用。要让信访问题彻底解决,根本性的路径依旧在于:尊重治理的常识,有关部门更应该把精力多放在源头,通过多渠道对公民的合理诉求进行回应。如此,信访问题才有真正求解的可能。解决信访问题靠“信访博士”更靠尊重常识,这是不得不再次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