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
6月24日《新京报》报道，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就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召开发布会。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介绍，除了大幅缩减在职博士生录取比例，兼职博导特别是在机关担任领导的博士生导师，也要大幅减少;这些人也要像其他博导一样，接受论文等考核，由学术委员会投票决定是否能够担任博导。他证实，部分担任人大兼职博导的省部级官员也在缩减范围内，但其并未透露涉及哪些官员。
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兼职博导之于学生的价值，有些时候是纯学院派老师不能替代的，包括官员在内的兼职博导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员兼职博导在一些高校变味儿，也是不争的事实。官员得到学术地位，高校拿官员装点门面，交易看似“双赢”，但部分人的不称职，既拉低了高校学术水平，也压缩了潜心做学问者的学术空间。
缩减官员博导工作，应该做，但难度可想而知。这不仅因为，如果一些人看重兼职博导的身份想极力保留，那么，他人写论文自己拿去发表，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并不难;更因为，只要“官员云集拉升学校影响力”的观念依旧，学术委员会投票是否仅以学术水平为依据，就不能不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对官员来说，不很在乎的，有自知之明的，对于不让当会坦然接受。怕就怕个别人在乎得要命，又没自知之明，一旦让他“退出”，就可能迁怒于学校。这样看，人民大学做清理工作，是冒着得罪人(而且不是“一般人”)的风险的。仅凭这点，就值得为它点赞。
这一新闻，也为我们考量相关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契机。比如，官员能不能在高校兼职?初中文化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一度成为29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即使在他春风得意时，如此大范围兼职是否为法律和党纪所允许的追问，也并未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规定，明确禁止了官员在企业兼职，但对能否在高校兼职，却未予明确;而公务员法第42条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按照这样的规定，经过批准的兼职，法律不禁止，问题是，领没领报酬、领了多少，只有兼职者本人和高校清楚。如果单位想查，尚有途径;公众监督，则几无可能。
这涉及到信息公开不充分的问题。报道称，吴晓求证实，部分担任人大兼职博导的省部级官员也在缩减范围内，但其并未透露涉及哪些官员。笔者的疑问是:财政供养的公立大学，聘请了多少兼职博导?他们都是谁?是否向他们支付报酬?每年支付多少……这些问题，不应该是一笔让公众知晓的“明白账”吗?
上述疑问和追问，不只针对人民大学，而是针对所有公立大学。解决深层次问题，需要高层制度设计，尚需时日，而对高校而言，有一项工作眼下就可以做，也应该做:缩减官员博导，跟上人民大学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