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正州
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受贿案5月25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起诉书指控称，宋建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390多万元。（5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这一原本并无特殊意义的标识，北京机动车限购，使号牌成为稀缺资源。而“京A”车牌在以往多为党政机关使用，于是在一些人眼中，更成为享有一定“特权”的标志，尽管一牌难求，仍引得一些人趋之若鹜。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及其秘书、司机、下属和家人，正是围绕这一炙手可热的“京A”号牌，织就了一张盘根错节的政商网、腐败网。
按常理讲，车辆号牌特别是作为稀缺资源的“京A”号牌如何审批、发放，理应遵循社会效益最大化和公平公正的原则，经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开配置，让真正需要它的人拥有它。而实际上，北京实施机动车限购后，“京A”车牌不放入摇号池也不拍卖，其发放、审批权掌握在交管局少数领导手中，像宋建国的秘书、司机也可以利用接近权力核心的优势，帮人办理，从中渔利。身为一局之长的宋建国，更成为这一审批特权的受益者。
行政审批权作为政府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事项，其设立的本意是有效维护秩序、高效配置资源，由于牵涉到公共利益和民众切身利益，审批权必须在法治框架内依法依规行使。但由于宋建国的把持和独断专行，一纸批条，远比相关法规管用得多。
纵观宋建国案，固然跟他个人难遏贪念有着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要看到，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同样重要，特别需要清除审批权过于集中等体制积弊。一方面，任何一项权力特别是审批权的运行，都应在遵循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宋建国的腐败轨迹也警示出，要让社会管理更有效率，让政商关系更加简单，最佳途径就是简政放权，着眼于权力的法治规制，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这样，才能纠正一些部门在角色定位和管理方式上的偏差，革除重审批而轻监管、重权力而轻责任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