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
鉴于医学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宜在法律上对医生和患者彼此的责任划分得太过泾渭分明,否则就容易导致双方都竭尽所能将责任推给对方
“如果手术出了意外事故导致病人死亡,必须由院方最低赔偿30万元；赔偿未到位,尸体坚决不出医院大门……”近日,一纸湖南汨罗市人民医院流传出的病人“遗书”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近年来医患纠纷频繁升级的背景下,这封“遗书”再次拨动了社会对于医患纠纷的敏感神经(5月11日新华网)。
这样一份堪称奇葩的病人“遗书”,恰恰是当前医患关系的某种真实写照,双方都在不断使用一些看上去很不正常,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利,比如患者动不动就大闹、滞留医院,拉横幅、喊口号直至暴力伤医,医生诊疗之前先想着如何全身而退,如临大敌般报复性拒诊、防御性诊疗。
本应该在一片平和沟通、洋溢爱心氛围中进展的医患关系,却一步步被逼到悬崖边上,对于社会和谐造成严重干扰。医者父母心,这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生老病死的特殊行业,被扭曲的医患关系所带来负面影响绝不仅限于医疗专业领域。
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推行多年,但人们却没有看到医患关系有太多好转的迹象。以药养医的体制固然是造成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过于紧张的医患关系同样与维权途径不通畅甚至缺失存在很大关系。应该看到,医生维权通常是针对于患者维权而言,也就是说患者率先使用不正常维权方式,医生也开始采取对策,所以医患关系紧张根源就在于以药养医体制下,被利益驱动下的医生采用不当诊疗方式侵害后,患者难以维护自身权益,并且很多医疗伤害是永久性、无法挽回的,有些患者只能采用极端方式一泄心中怒火。
患者为什么维权难,或者说为什么患者会被肆意侵权而难以自保?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医疗领域专业壁垒。太多医疗纠纷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一开始患者就不懂,只能任由医生操控,一旦出事之后,要想拿出充足证据证明过错在于医生,更是难上加难。让侵权者自证其过,难度堪比“证明你妈是你妈”；去找相关专业人士或者医疗事故鉴定机构,由于同处于医学界,抬头不见低头见,尽管患者受到侵权一目了然,但要去指证同行犯错类似于自曝家丑,这种事做起来总是心存顾虑、投鼠忌器,有点类似于“找你后妈去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感觉。于是患者往往多方奔走呼号始终无法得到关于医疗事故的真相,最后有人只能提前写下遗书,不问青红皂白先归责于医院再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有必要去思考如何更好运用法治手段消除医患纠纷专业壁垒。医疗纠纷中最为关键的举证责任分配经过几次修改,仍然没能彻底打通专业瓶颈,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鉴于医学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宜在法律上对医生和患者彼此的责任划分得太过泾渭分明,否则就容易导致双方都竭尽所能将责任推给对方,从而使得一些诊疗过程从一开始就偏离本来目的,人为埋下矛盾隐患。应该通过完善立法、科学裁量合理分配责任、分散医疗风险。此外,可以开辟更多途径吸收专业人士参与医疗纠纷司法实践,让医疗纠纷最为核心的鉴定环节更加多元化,确保客观、中立、权威,走出自我监督、自我认定的怪圈,真正让患者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