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
贵州省凤冈县“生命产业特区”掀起的风波仍未平息。2011年，“传销大佬”江宇翔给凤冈县画下“生命产业特区”的大饼，声称计划投资75亿元建一个69平方公里的“贵州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其后以政府红头文件圈钱2亿多元并逃往美国。2015年4月底，该项目的部分投资者将凤冈县政府告上法庭，诉其不作为且索赔2800万元。5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南方都市报》5月7日）
无论是招商饥渴下的饥不择食，还是基于利益因素的把关不严，地方政府的失察与失守，可以说是造成“红头文件圈钱”的诱因之一，也使得被宣称为全省“十二五”规划的大项目沦为“烂尾工程”。如果再还原其间的几个细节，不难看出投资者状告是完全有理由的。
凤冈当地政府不仅存在不作为，更有一些失当之处。一方面在项目开始引进时，可行性论证和资格审查没有做到位，地方政府被“传销大佬”忽悠，并非因为对方手段太高明，恰是自我防范意识不足而自入其瓮；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对出现的可疑因素进行排查，也未能有效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2012年江宇翔因为湖南“沅江事件”被网上追逃后，凤冈当地政府本应迅速作出反应，及时停止项目运作，然而却无所作为，以致出现最后的“圈钱潜逃”。
从法律层面讲，凤冈当地政府与江宇翔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理应为此做好过程管控，比如对投资合作事宜进行监督，防止其利用政府信誉作为资本到处融资，甚至将其作为诈骗的工具；更应在发现隐患苗头时，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处置，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但是，当地政府的迁就以及无视风险，既让省级重点工程沦为笑柄，又给自己留下数量不少的后续问题。
这样的状告，相信会给当地政府上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在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公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语境下，采取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必将成为常态。尤其是随着行政诉讼立案的门槛降低，此案更具示范性价值。由此释出的信号是，用权行为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督，像招商引资中的程序不当或把关不严，都可能使作为合作方的政府为此承担连带责任，不但会因此赔偿经济损失，还会因此造成自身公信力的下降。
一直以来，囿于界限的模糊与性质的混淆，行政问责与过错追究往往被打折扣，甚至还会给“保护式处理”以可操作的空间。但有了明确的法律判决之后，对权力的约束就会既有面的扩展，也会有质的深化。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能有机结合起来，假若行政诉讼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因为不作为或失职，造成了公民权利受损，除了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应该对直接责任者行政问责。当权力的约束手段更为全面、其效果也更为明显时，社会监督的热情高涨之下，“为官不易”才会成为“为官不为”的杀手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