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端端
上海市委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今后上海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5月5日 人民日报）
“妻贤夫祸少”，领导干部与家庭成员之间血肉相连、荣辱与共。领导干部身边人仗着“靠山”，狐假虎威，肆无忌惮分享着公权力，家庭成员甚至因共同违法乱纪而全家受到惩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公开起诉书显示，在其收受的3558万元贿金中，有97%都是通过其儿子刘德成收受，其妻子郭静华非法所得竟然达3800万元；“副国级老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更是“家族腐败”的典型——“家里面从老到小、从男到女都有参与”。可见，全家“齐上阵”的家族式腐败，领导干部弄权，家庭成员收钱，到头来只落得身败名裂，人财两空，妻离子散。
不得不说，我国禁止官员家属经商相关制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从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的“一律不准经商”，到198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的“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和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不准允许、不准纵容”家属经商，直至此次，上海市出台的规定，从顶层设计上，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然而，在严禁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官员往往会选择“曲径通幽”，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等“官亲”违规经商办企业大开“绿灯”，大搞“幕后指挥”，自己从中“坐收渔翁之利”；有的“马甲经营”，当起呼风唤雨的“幕后老板”，以求掩人耳目、隐藏腐败；有的“一家两制”，公权力与民营公司勾肩搭背，形成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和不当利益的输送。通过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制造寻租空间，占了很大份额，深为群众诟病，对党的威信、政府公信力造成消极影响。不得不说，官员的有意隐瞒、捏造、伪造相关信息和组织部门对官员申报信息的审查不力，直接导致一些制度在执行层面打了折扣，可见，再周全的考虑和再严格的规定也不过是“文字”而已。
上海市试行规定，正是看到这种严重危害，实实在在地抓、扎扎实实地管，把贪腐“蚁穴”从制度上堵住。其中，为了确保制度有效管用，上海在规定的可执行、可操作上下了很多“细功夫”：把经商办企业与一般从业行为区别开来；明确了予以规范的领导干部范围；对领导干部的配偶，与子女及其配偶的严格管理有所区别。同时对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的领导干部进行专项核实，对填报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无经商办企业情况领导干部按每年２０％的比例进行抽查，重点核查是否存在漏报、瞒报，对违反规定的领导干部，或其相关亲属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或领导干部本人辞职；对于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纠正的，给予其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有关机关调查处理，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确保制度可检查、可问责，不再“牛栏关猫”。
培根说，“制度不执行，比没制度危害更大。”再好的制度只有落到实处才能起到“规矩”之效。制度不能只讲“要怎么样”，关键是要落实到位，“让规矩起作用”，因此，规定贵在从严执行，让纪律严起来，把规矩立起来，突出规定执行的刚性约束，拉起从严治党的“高压线”，加大抽查核实力度，不断提高监督的透明度。同时，出台并完善群众监督的机制和举措，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由社会各界对定期申报、公开的财产和经商行为进行监督，形成监督的网络和合力，让群众一目了然，增加公众知情权，让权力在阳光下更好地运行。对领导干部既不愿放弃家属经商的既得利益，又不愿向社会公开有关信息，那么也可以选择离开领导干部岗位；对那些一边喊反腐一边搞贪腐的官员，更要严肃惩处，绝不姑息，着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