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浩
为治理懒政、庸政，贵州省黔西南州从去年开始尝试推出“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截至今年2月，已有1334名干部被召回，其中包括处级干部59名。在召回后的集中培训阶段，黔西南州有的单位甚至组织“召回干部”军训一天。（据《南方都市报》4月14日报道）
黔西南州将企业“产品召回”的理念引入到干部管理中，自我加压、先行先试，明确提出将不胜任现职的干部纳入“召回”的范围，这一管理方式疏通了干部的“出口”，开辟了一条干部能上能下的新路，在治理懒官、庸官，让干部有所作为上，迈出了有力的步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曾指出，“干部水平平庸、能力不够，或者懒政惰政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算违纪犯错误”，“此前，组织部门在任命干部后，干得好的给予提拔、干得不好的却拿他没办法”。而“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则为加强对此类干部的管理提供了一个有效办法，打破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局面。
从新闻中披露的两则地方干部被“召回”培训的案例看，“干部召回”制度，在治理干部的懒政、庸政等“为官不为”问题上已经取得明显效果——首先让懒官、庸官们在公众面前曝了光，可以激发他们的自尊心，召回后的学习和教育，则为他们提供了改进作风、提高能力的机会。同时，对于那些给予了机会仍然不改正的干部，则用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乃至辞退等方式进行组织处理——倒逼之下，可以让更多的干部自觉改进作风、提高能力。
黔西南州的这一尝试在让群众叫好的同时，也引起了上级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被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贵州省委组织部组工干部学院列为2015年重点课题系统研究。由此可见，全社会对干部“召回制”普遍抱以很高期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举措的创新意义和现实价值。
当然，“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作为一种有益探索，在实践中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细节，使之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也需要有关方面尽快从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经验，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