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瑶
职工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公诉到人民法院，单位却向审判机关发出公函，列出被告人在工作上的种种优秀表现，以单位名义向法院求情……近些天来，陕西某国企的做法在当地司法界引发争议。
根据媒体盘点，类似的“公函求情”事件，在各地频频出现，理由也是林林总总。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甚至召集班子成员开会，“统一思想”研究替两个被抓官员说情的事情，理由竟是“该同志素质高，又才40岁”。替腐败分子求情的单位，本身就是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但不配合司法机关严惩罪犯，反而以单位的名义向法院求情，实在让人“参不透”其中奥妙。
表面上看，这些大型国企、机关单位替曾经的职工求情，颇有“情义”。人走了茶没凉，“同志”触犯了法律，侵害了国家和集体的权益，可有错就改嘛，“贪官素质高，同志还年轻，法官高抬贵手”的求情文字，看上去情之深责之切，可真要是追根究底，背后的缘由恐怕不止于人情吧。出具“公函”就代表单位集体形象，本应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在法院判决尚未下达之前，就用“公函”为涉嫌违法人员求情，置国法于何处？而那些“前腐后继”的后来者，是否也会感受到某些激励，心存侥幸起来呢？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环境已得到很大改善，然而类似批条子、打招呼、出“公函”等手段影响办案的现象仍有发生，这说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仍未深入人心。从“求情”单位讲，仍希望通过个人或单位的权力影响本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决；从法院角度讲，仍存在部分法官由于顾忌“求情”个人或单位“情面”，担心树敌，而“卖个面子”，网开一面。这一进一出、一唱一和，交易的是个人的权益和“情面”，破坏的却是法治的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对打招呼、批条子、出“公函”等干预司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让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敢迈出干预司法的步伐，方能保证法律的绝对威严，让审判机关做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正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