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燕英
当前，反贪惩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彰显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但一些过激言论开始悄无声息蔓延：认为查出一个枪毙一个才更能解决问题，才更解恨。乍一听，虽然觉得不妥，但也似乎有点道理，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苍生黎民，无不是“经济人”，架上高压线、通上高压电，伸手必被捉、捉必严惩，让贪腐的成本远远大于以权谋私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这桩高风险、高代价的买卖自然没人去做，风清气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近日读了笔名“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之《朱元璋》篇，历史告诉我们，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不仅与依法治国理念相悖，还可能真实现不了预想的效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元朝朝廷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其父母饿死，他认为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导致对整个官员群体信心缺失。于是他做皇帝后下决心打造一个官员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由此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立杀！还把贪官的皮剥下来，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挂于公座之旁示众，这就是“剥皮萱草”成语的由来。朱元璋反腐败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杀人如麻，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个典型案例：
一是胡惟庸结党营私案，被杀者超过一万人；二是空印案，将全国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的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其中还包括千古忠臣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三是郭桓案件，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郭桓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杀掉无数官员的审刑吴庸；第四是蓝玉案。朱元璋对蓝玉的评价是：“蓝玉就是我的仲卿、药师啊（仲卿是汉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时名将李靖）！”蓝玉被锦衣卫告发谋反，蓝玉本人被灭族，其他被杀各级官员共一万五千人。
朱元璋杀了很多人，应该说绝大部分是搞诛连而错杀、冤枉的，尤其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宿将几乎一扫而空，甚至包括被小说描述为能掐会算的刘伯温。而宋濂是太子的老师，也差点被杀，由于善良的马皇后说情：“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才逃过一劫。因此朱元璋就有了“屠夫”、“杀人狂”的称号。
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他制定了《大明律》，还编写成一本叫做《大诰》的书，详细记述了对犯人所使用的各种酷刑，如用铁刷子刮皮、抽肠、剐皮等，让人不寒而栗。但他的反腐败并不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肃贪手法过于急躁，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没有从制度方面进行完善，致使他的反腐败工作人亡政息。
由此可见，朱元璋反腐败可谓出重拳、剑剑封喉，妄想靠多杀人创造一个万古清平世界，但他的继承者们生长在深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骄奢淫逸，不懂得体恤百姓，尤其是中后期明朝的许多皇帝荒淫无耻，官吏贪污腐化，在这方面不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逊色。朱元璋不是靠完善的制度反腐，因而成就不了朱明王朝的千秋伟业，更解决不了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
党不容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予以严惩是对人民群众期待的回应，但不是凡贪必杀就能解决问题的。因而在反腐败的问题上，“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写入了十八大报告，“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写入了十八大新党章，防治腐败，预防是前提，严惩是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凡贪必杀观点源于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的极度憎恨，从人情上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仅需要凡贪必严惩，也需要廉政文化入脑入心和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