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在全国31个省份中，公安厅（局）长中只有8位从本省内部选拔担任，且以西藏、新疆、宁夏、云南、广西、甘肃、四川等西部省份为主。其中，甘肃、新疆、宁夏的公安厅长此前也曾长期在外省任职。（12月08日 第一财经日报）
异地调任不单是公安系统的“特例”，在其他部门也常出现。据统计，十八大之后，已经有14个地方的省市委调整了组织部长人选。异地调任的组织部长不仅籍贯所在地与就职地不同，仕途履历也与就职地没有关联。
观察近两年各地领导干部调整特点，中央地方互动、本省官员提拔、异地官员调任、地方大员的调整正呈现多种模式。其中，官员“异地调任”趋势渐长。这一措施由来已久，我国历史上的中央政权，往往就依靠官员“异地就职”，作为忠诚于中央政权以及保证自身廉洁的重要措施。
“异地调任”之所以成为官员选用制度的重点原则，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当地官员陷入地区“关系网”与“人情网”，从而造成地区腐败“窝案”。若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职位皆通过下属部门提拔的当地官员任职，加之任期较长，极易与亲属或朋友编制“利益网”，从而在官场、商场垄断利益。
作为“防腐”利器，“异地调任”确实有利于避免“拉帮结派”、“山头腐败”的出现，但另一面，由于“异地调任”官员对本地情况不甚了解，因此需要一定时间适应与掌握当地民生民情；而当其充分了解后，却又面临着调任期满的“尴尬”。如此，反而降低了“执政效率”。说到底，“异地调任”对“腐败病症”，也只能“治标不治本”。
若要“治本”，还需进一步限制官员权力。一方面，加强“权力下放”制度，在横向与纵向上需分散权力，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于地区政府或行政部门的“一把手”；另一方面，“异地调任”需循序渐进，空降官员需做好准备工作，尽快适应新环境、掌握新地区民情，进而更好地开展民生工作。
“整肃吏治腐败”不能仅停留在“匡正用人”之上。于“腐败病症”，制衡官员权力才是“正本清源”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