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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复制”国内外地标性建筑的“取巧”建筑可谓层出不穷，从国内的天安门、故宫、天坛，到“大本钟”、埃菲尔铁塔、伦敦塔桥、悉尼歌剧院、白金汉宫等世界著名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都可以寻找到与它们相似的“克隆兄弟”。诚然，北京的“怪建筑”也同样不例外，如“鸟巢”、如央视的“大裤衩”等。为此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暨建筑文化传承与创新座谈会上表示，北京将对建筑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势必要让“标新立异”的“怪建筑”返璞归真。为此，笔者以为，对“怪建筑”返璞归真既需规避“缘木求鱼”，更得根治“怪建筑”下的权力“张扬”。
其实，公共建筑、古文化建筑它不只是一种功能性的房屋，而是凝聚着时代语言，讲述着一个时代故事、一个社会的权力意识形态。不可否认的是，“怪建筑”的高耸林立多数情况是手握权柄者，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城市地标建筑上的“权力意淫”者，他们用“标新立异”、外观巍峨、装饰豪华，来显示着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大气势，毫不掩饰地希望引起人们的敬畏、仰视和羡慕，撩拨着公众视神经。因此要对建筑体量、尺度、风格、色彩、形式、材料等基本方面进行必要的规定，势必规范权力秩序，加强财务的监管、审计、审批，或许就能减少只做表面文章，虚荣浮躁下的“怪建筑”产生。
不得不说，“怪建筑”的产生，与当下建筑创意匮乏不无关系。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是一种文化创意，是一种知识发明，可以说，成功的建筑是智慧与汗水、与情感、与文化等诸多因素互相融合的结晶。而“怪建筑”虽然如有评论者所说，它好比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需要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在市场中自我净化。但不同的地域理应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尤其是北京，除了适应现代经济的冲击，展现出大都市的气息，更得保留历史文化风格；关注民族建筑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关注当代建筑发展的新潮流。因此对涌现出许多新的“怪建筑”，适可而止的规定，不失为在标新立异中传承文化，至少能避免像很多地方部门，那种对山寨“洋建筑”乐此不疲盲目推崇心态，让特色建筑文化不至于劳民伤财，难有回报，成为长远发展的悲哀，成为今后改造建设的绊脚石。因此“怪建筑”的限制，尤需根治权力张扬。
话又说回来，对建筑物、构筑物的体量、造型、色调和风格的规定，的确应该先做到挖掘首都历史文化和建筑文化资源价值。摸清家底，明确概念，分门别类归类总结。按规划先行的要求，根据不同层次、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有针对性的编制保护规划和标准规范。因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建筑设计与艺术相关，如果只是单纯的强加规定，就如“缘木求鱼” 也同样会失去地方建筑文化的灵魂，毁掉想要的“漂亮名片”，更不能真正承担历史发展责任。因此杜绝“形象工程”，避免“长官意志”，防止“权力张扬”，减少“怪建筑”，从确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战略地位，明确旧城功能定位入手，制订旧城人口、产业发展规划、公房管理运营体系改革、创新融资方式等是明智之举。
最后，对“怪建筑”的返璞归真，除了需根治权力“张扬”，更得加强地方执政者民族文化修养，要将民族文化内化于心，将保护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付诸行动。在积极创新新建筑文化同时，让地方建筑文化更具有历史的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