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士鑫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最遭人痛恨。在各级领导班子换届的节骨眼儿上，更是如此。人们痛恨用“乌纱”换银子的卖官者，而对拿银子换“官帽”的买官者，痛恨之外还加不屑。在一般人眼中，买官是可恨的：因为这意味着劣马淘汰良马，庸人挤掉能人；买官也是可耻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没有本事，只能靠使银子往上爬。
但是，最近在湖南开始二审的一起买官案，却推翻了人们的这一“合理想象”。
买官者———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吉凯出身“正规”：复旦大学法律系科班毕业，事发前仍在攻读博士，曾留学美国；他业务精湛：任职期间，探索出了破解“执行难”的“长沙模式”。特别是主审湖南最大女贪官蒋艳萍案，表现出了审判大案要案的丰富经验和很强的庭审驾驭能力，是业界公认的“明星法官”。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竟多次向省高级人民法院主要领导行贿，成为可耻的买官者。事发后，许多人感到惋惜、痛心，惊诧于优秀人才怎么也买官！
其实，认为买官者都是无能和投机之辈，本身就是误解。虽然没有人统计过，但这些年揭露出的买官者，确有相当一部分原是很有才干的，在任上做了不少实事，有的为官“口碑”也不错。把他们堕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不合事实，也无益于惩前毖后。尤其是对那些本不应、不必买官的人，为什么也成为买官者，更要认真分析，汲取教训。
“有好的制度，坏人不敢做坏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是人们熟知的说法。“坏人”不敢做坏事的情形，比较难以考察。但原本应是“好人”却如何变坏的，唐吉凯案则是生动的一例，从中可以看清我们现行制度的主要弊端。
主要弊端是什么？关键是用人上的不透明。
首先，我们不肯承认一个常识：想当更大的官，是当官者正当的追求。任何职业，都有其内在动力。况且，没有舞台怎么施展才华？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怎样去引导人们凭本事升官。我们过多强调要做事不要做官，但做事与做官，本来就应有必然联系，要让人们有机会正当而明确地表达出来。唐吉凯出事后，他的同事也承认，他是想在法律上做出成绩的，但却被人批评为“急于求成”。在这种环境下，他希望升迁的愿望，不是表达在按程序推举院长的竞争场合，而是在上级领导的客厅里，用10万元现金作“见面礼”，把一个正当追求变成了买官丑行，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其次，我们选人用人的“尺子”不够严格和透明。一方面，往往是考核归考核，提拔归提拔，业绩与升迁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明星法官”并不能保证自己会升官，用不用他，都有许多不透明的“理由”，大权在上级领导手中。另一方面，用“尺子”的过程透明度也很差，就连民意测评的结果是否公开都难保证。这必然使人们对制度失去信心。像唐吉凯这样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就选择了干事与买官的“两头下注”，最终毁了前程，也毁了事业。
因此，要避免“明星法官”买官这样的悲剧，关键是选人用人要增加透明度。我们不妨肯定要官不是坏事，要让大家公开、透明地凭实绩要官，有机会公开竞争，让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同时，用人的尺度要透明。再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如果不能将考评结果及时公开、严格执行，照样会使人疑窦丛生，另寻他途。目前，各地正在紧张地开展党委换届工作。换届，不仅要选出合适的人，更要利用这一契机，探索出科学地选人用人、避免用人失当的措施和办法。从长远角度讲，后者意义更大。（《共产党员》20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