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
“我们家去年一年收入才2万多元，光送礼就送了近3万元。”重庆市城口县庙坝镇兴旺村村民李习琼谈到“送礼”很无奈地说。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人情债”困扰的不止李习琼一人。2013年，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11月5日 《北京晨报》）
中国人向来讲究礼尚往来，朋友邻里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无可非议，具有一定互助性质。可是现如今的“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链越拉越长。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孩子满月、老人庆生外，出狱要办“冲喜”酒，买辆摩托车要办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摆一桌。有的为了收回随出去的礼钱，甚至不惜“造假”，“借”老人来当亲人办寿酒。这种种行为让传统的“礼尚往来”异化变味，成为人们“甜蜜”的负担，甚至成为敛财的手段。那么，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已经伤痕累累的“人情债”？
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反四风”之下，党员干部之间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乱办滥办之风已得到有力遏制。但是仍存在浑水摸鱼的情况，正是因为领导干部的不良示范，将民间扭曲变味的人情消费推向了至高点。因此，领导干部首先必须严格自律，按照国家规定整改自身问题，绝不违规操办“婚丧嫁娶”事宜；其次还得率先垂范，为狠刹基层沉重“人情债”的风气树立榜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为代表政府的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了，老百姓肯定会争先效仿，从而扭转人情消费的变异局面。
中国自古就推崇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 但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渐渐忘记老祖宗的教诲，铺张浪费开始兴风作浪，催生了基层沉重的“人情债”。所以在当下，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健康、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已迫在眉睫。现在信息发达，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广泛宣传，起到教育和监督民众的作用，达到改善“人情变种”的目的。
“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制度”。 现实中，一些浪费现象时有反复，一些铺张行为禁而难绝，除了认识层面的欠缺，还在于制度约束的疏漏。虽然已经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但是在约束基层民间行为方面未有相关制度，纵然送礼是风俗习惯，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但制定相关公约、倡议书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唯有通过刚性制度来约束多数人的行为，才能确保整治效果的持续和长效。
中国向来是个熟人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人际交往信息化网络化等，以往维持熟人之间的亲情、血缘纽带越来越弱，办酒席送礼成为人情往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导致人情异化。沉重的“人情债”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还有苦说不出，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已经伤痕累累的“人情债”？干部带头、宣传教育、制度约束三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