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霄琳
据调查，多地在城郊高铁站周边开发“新城”。然而，由于新城地处偏远，就业、服务等资源匮乏，开盘后市场购买力明显不足。有的新城被规划为集生产、居住、商贸、休闲为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系统，然而实际建设中许多项目停滞，有的只砌着围墙，墙内仍然种着庄稼。（京华时报10月22日）
高铁造城，其本意在于把城市发展带入高铁快车道，本意为善。它可以是政府的政绩工程、百姓安居乐业的民生工程，更可以是开发商的利润工程。但在房地产市场不够景气和商业回报前景不够明朗甚至是渺茫的社会语境下，实际建设中许多项目停滞，有的只砌着围墙，墙内仍然种着庄稼，高铁造城带来的“三马分肥”则演化为“三方受害”，高铁“空城”或者“鬼城”成为政府反面的“形象工程”，开放商难以收回成本、经营惨淡，而于百姓的经济发展、安居乐业无补。
高铁“鬼城”只是“鬼城”一个变种，作为房地产泡沫和乱象的“鬼城”，媒体亦是洞若观火。10月13日有报道称，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近50座每平方公里容纳约5000人或更少的“鬼城”。同时，“急眼”的国土部亦火线出新规严防鬼城：新区用地能不批就不批。而参与新城“激进开发”的开发商售楼人员都担心：“高铁新城”会不会沦为“鬼城”？这些，都在显示当前新城开发过度的严重性，可是新城开发的“烈马”势如脱缰，这么多股力量怎么就拽不住你？既然连开发商都在担忧，那么谁是新城开发的背后推手？
以高铁的名义，借着城镇化之魂，在改进民生、安居乐业、提高城市品位等的“正义”理由之下，行新城开发之实、为土地财政增收、为任期内政绩添彩，这是某些地方政府强力推行新城开发“高烧不退”的如意算盘。从江南到东北，“忽如一夜高铁来，千地万地新城开”，其背后是政府对土地财政海洛因式依赖，体现了三大病症：一、政绩障目，只见地方，不见全局的地方主义。二、目光短浅、“只此一局”、任期内出政绩够快够多的短视政绩观。三、官老爷有利、官老爷拍板、罔顾经济规律和民意的官僚主义。
高铁造城，关键在“诚”，待社会现实、经济发展规律以诚，待民生民意、民需民求以诚。地方发展是全省、乃至全国发展“一盘棋”中的组成部分，一兵一卒当守其位，注意地域特色和定位，进行科学规划，与现有产业布局、城市功能进行协调，不盲目、不重复建设，做到“以站定城”；同时，地方政府要在地方特色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注重制定可持续性政策，不因领导卸任而政策“变天”，好政策要一以贯之，车不到站马不歇；再次，“四风”建设常抓不懈，政策制定中要拥抱民意，向民众、社会发展规律要政策。
要解决“大兴土木”热的全国流行病，还得以民生民需为本，用好法律“大管家”，抓住政府“牛鼻子”。这种对区域和当地经济的实地调研，科学规划，“全省一盘棋”，甚至“全国一盘棋”，政策制定中既要有“当头炮”，还要有“马后跳”，更要有“马后炮”，环环相扣，保证政策连贯性，并用法律厘清政府的权力清单，改变其考核标准使其更合理体现民生要求，同时要注重民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强化人大对政府财政使用的立法监督，使政府权为民用，这也是向服务性、责任性政府转变，实现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