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进斗金的卖官书记是这样炼成的

私下人称“帽子书记”， 请托“卖官”竟达近百次，所得高达300余万元，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可谓日进斗金。试问，卖官书记是如何炼成的？笔者以为，这固然与本人官德缺失、贪婪无度、利令智昏有关，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许更重要。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显而易见，严格的制度约束，有效的监督和权力制衡，会让官员想腐败都难，想腐败都无法腐败。反之，官员个人手中权力过大，近乎绝对化，且缺乏有 效的监督，凡事被暗箱操作，那样官员不想腐败都难，不想腐败也得腐败，晏金星就是这样的典型。

法院查明,向晏金星行贿的47人包括县直机关的干部,还涉及基层多个乡镇的干部；涉及“买官卖官”岗位的不仅包括“副县长”、“县委常委”、县委县政府“两办”主任等要职,还覆盖全县20余个科局和10多个乡镇。采访中,一些干部提到,晏金星“卖官”持续10年,却一直没受到监督和查处,甚至一路‘带病提拔’,其中有个人目无法纪问题,但暴露出的“一把手”成了“一霸手”、权力失控、监督失灵的制度漏洞更值得深思。

一个时期以来，此类例子屡见不鲜。诸如，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在担任长治县县委书记期间，得知其将被提拔，“突击提干，甩卖官帽”，“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在担任靖宇县县委书记期间，借调整、提拔干部之机大肆收受贿赂，在科以上干部中没有“空白点”；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把“卖官”公开化，“一些官位的价钱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县长十几万、局长七八万……甚至连“本是行使监督、反腐职能的监察局、检察院的职务，也要花钱才能获得”；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涉及官员达260余名，其中包括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以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蚌埠市原政协副主席徐社新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的6年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被称为“官帽售货郎”，据当地干部说，在徐社新主政期间，徐收了钱才会提拔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向其行贿想得到提拔实在太难；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看票子厚度决定位置升迁”，领导干部的任命，下属都要看他的脸色办事，他提名的县委书记，在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上讨论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还能举出许多例子。

不久前，中央巡视组反馈信息时严肃指出，一些地方“买官卖 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以致有网友感叹，买官卖官咋就成了疑难杂症？毋庸置疑，这主要和“权力过度集中”，特别是各级“一把手”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有关。要想抑制买官卖官，必须分解下放过度集中的权力，特别要分解“一把手”的权力，在选人用人时加大民意权重，让官员乌纱帽的大半边捏在百姓手里，那样，卖官鬻爵就会大为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