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玥
同是被判刑，有犯人将牢底坐穿，有犯人却未坐一天牢。那么问题来了：都是坐牢，为啥差距会这么大？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用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答案：用钱权“赎身”。也正因此，石宝春虽然被判刑十年，但却连牢饭都没吃过一顿。更让公众大跌眼镜的是，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乘坐交通工具旅行！虽然石宝春已被有关部门收监惩处，但也瞬间将监狱“那点事儿”推到了舆论讨论顶点。（2014年8月27日 新华网）
平心而论，近年来被曝光的监狱“那点事儿”，的确是一塌糊涂。先是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凭借虚假重大立功获得数次减刑，并在2011年提前出狱后音讯全无。后来蒋艳萍也“不甘示弱”，这位三湘第一女巨贪虽然被判死缓，但九年后却变成保外就医……面对如此荒唐的监狱“群丑”闹剧，社会公众当然会愤怒和惊骇。
但愤怒、惊骇之余，我们还应该冷静思考几个问题：那些虚假材料是如何“问世”的？那些逍遥法外的人都是什么人？那些审核部门为何没有把住最后一道关口？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狐狸”太狡猾了，作案手法高明；审核部门则是工作疏忽、防范不严。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远远不止如此。
通过对监狱这些“破事儿”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通。那就是这些在牢房内外施展“乾坤大挪移”的犯人非富即贵。再进一步讲，这些犯人都有极具诱惑力的筹码，那就是钱和权。他们以此为交易品，从狱友到狱警，从编造虚假材料到把关审核，全部打通并一路绿灯，从而获得减刑、假释或者保外就医，最终得以“从良”。所以钱权“赎身”才是“坐牢乱象”屡禁不绝的根源所在。
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症结既然已经找到，是否对症下药了呢？
很遗憾，虽然相关部门的补救措施可圈可点，但治本之策还有待加强运用。尽管中央政法委出台了《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司法人员若收受贿赂并帮助犯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则一律开除出司法队伍。我们要为如此严令叫好，但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司法人员归根到底还是制度的执行者。与其用高压手段予以治标，倒不如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予以治本。
而完善制度建设，则必须以现有缺陷为导向，不能有偏差。以完善假释制度为例，是否可以将事后监督为主转变为事前预防为主？是否可以在接受检察院监督的同时，对监督队伍予以“扩容”，允许心理专家、人大代表等组成多方审核团？进一步讲，对于假释的审核，是否可以采取终身责任制，以确保人人尽职尽责？对于假释的效果跟踪，是否可以动员全社会成员予以监督，从而让犯人想进行钱权“赎身”都找不到门路？再深一层，是否可以对监狱内部的考核进行修改，不要将所谓的“犯人改造率”搞成了“犯人行贿指标”，从而杜绝权力寻租行为。
当然，完善制度设计虽然主要针对非富即贵的犯人，但也不能忘记他们的正当权益。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基本原则。无论是何人，都享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非富即贵的犯人提出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申请时，相关部门必须从严从紧予以审核把关，不能不问青红皂白就予以拒绝。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善制度建设具有紧迫性和复杂性。但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坚持的理念是“宁做愚公，不做叶公”，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魄力去肩负起国家职责和人民期待。
犯人想“从良”，本是好事。但以权钱“赎身”，岂是“真从良”？“牢房乱象”只是监狱“那点事儿”的冰山一角，我们期待着，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之下，该坐牢的坐牢，该减刑的减刑，一切都能按规矩来。我们更期待着，相关部门能够真正用心用脑用智慧去完善制度设计，从而将权钱“赎身”这种“伪从良”彻底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