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春
户口将我国民众划分为不同人群，有城里人和农村人，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不同的人，因户口关系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社会待遇和福利。有人统计，城乡户口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别高达30多项。虽然这是历史形成的，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从根本上看，与社会公平原则相悖。（人民网）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通常以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反映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根据十八大报告精神，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笔者认为，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撬动农村与城市新一轮发展，将成为提升农村经济增长点和推动城镇快速改革发展的所在。但是，城镇化的核心不仅仅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户籍上所附着的城乡、区域差距和不同群体的多元利益诉求，使得城镇化建设不是单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附体，建设还存在诸多难题。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非农产业在城镇落脚。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足轻重。
从“农民”到“市民”可以看出，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地使农民转变户籍。有时候不但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为农村的利益格局与城镇完全不同。农民在农村拥有土地、林地等承包权，拥有宅基地，享有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分配权。而一旦农民成为城镇居民，也就将要失去了这些权利和资源。变为市民后，农民虽然可以获得城镇的社会保障，但城镇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城镇生活的最低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是难以接受和适应的。
然则，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逐步缩小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性障碍，可以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向城镇有序“迁移”，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镇建设规模与人口规模相适应，把城镇化建设置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之下，促进城镇化建设朝着科学化发展。唯此，才能最大限度释放新型城镇化建设红利，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