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
记者近期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在“80后”干部队伍中，有些人已是单位骨干、有的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正值事业“黄金期”的他们被国家和社会寄予厚望。然而，受社会不良因素诱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影响，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趋明显，屡见不鲜的干部贪腐“35岁”现象令人担忧。（8月21日人民网）
“夕阳”干部腐败一波未平，“朝阳”干部腐败又一波又起。比起59岁现象，“35岁现象”的年轻干部腐败作为干部年轻化的“副产品”，更具有隐蔽性、创新性和“耐反”性。所以对于“朝阳”干部的腐败，我们更加要引起警觉。2013年，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处的干部贪污贿赂案件中，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就达291人，比上一年同期上升167%。而其中25岁以下新进人员就有27人，上一年则仅为4人。赤裸裸的数据敲响了警钟，腐败年轻化已成为当前一个新的时尚，如此刺眼的数据无疑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年轻干部是我们祖国未来的希望，未来的接班人，如果我们不对此加以警惕，这对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将是一个灾难。
现在大多的年轻干部都是高学历，有朝气，有能力，有闯劲，将他们提拔到一定的岗位，对国家未来发展增添了活力，也对他们个人在事业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机会，这本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却有一些年轻干部抵制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一步一步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古人云：“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寻其起病之源。” 有人可能会问，“年轻的干部”为什么贪腐？还有诸多评论深挖掘，从经历、性格、性别、教育等各方面大谈特谈。我相信这些方面对引发腐败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是主因。这个主要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贪官就是贪官，年轻也好、年长也罢，或者是男、或者为女，说到底，都是手中权力出了问题，和年龄、学历、性别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如果权力一直在“笼子外”徘徊，就算换个外星人来掌权，也会经不住各色诱惑。“年轻的贪官”并不能证明年轻人本性贪婪。有人又会问是不是和没有在艰苦的地方锻炼有关？是不是因为没有在基层接受考验？这个论调看似很有说服力，其实也未必尽然，以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官员为例，像刘志军、徐才厚、冀文林等高官，他们也曾年轻过，也在基层锻炼过，更多的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照理说，他们是接受过基层的教育和考验的，那为何最终还是因为腐败落马呢？孟子虽然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但这只是一个精神苦修的过程。古往今来，于权力场而言，道德是最不靠谱的规制力。
古语云:“严刑重典者成,弛法宽刑者败。”说到根儿上，就是制度规范和监督惩处的问题。古人说治国，或德治，或法治。虽然一直以来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驾齐驱，但须不知德治是治国最理想的状态，其期望值不亚于所有官员都要极高的道德情操和廉洁态度，恐怕没人敢为这一点做保证。权力没有天生的好坏之分。公职人员有没有防腐的定力，不在于其经历或性格，而在于制度设计管不管得住他们手中的权力。而年轻干部承载的期望更重，干事的空间也更大，无疑更应通过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既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年轻干部最好的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