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
又见官员“酒后猝死”，镇政府花75万元“摆平诉求”：近日，这起今年初发生在广东韶关市乐昌市沙坪镇的“酒后猝死”事件，因群众举报，引发公众轩然大波。（人民网 2014年8月17日）
近年来，“酒烈士”何其多，隔三差五即可在报端觅得其踪影。广西来宾市兴宾区迁江镇副镇长谢飞上任首日就在接风宴上“一醉不起”，安徽祁门县公安局民警朱某命丧学习交流后的一顿“工作晚餐”······前车之鉴尚未淡出公众视野，广东韶关沙坪镇副镇长黄宜宾又加入了“酒烈士”的行列。对此，笔者不禁有此一问：诸多“酒烈士”前赴后继，为何换不来官场酒局一剂“醒酒药”，莫不是“喝的伟大”才能“死后光荣”？
“饮酒死”本不是件荣光之事，壮志未酬即殒命官场酒局，呜呼哀哉，何其悲矣！梳理大部分公职人员陪酒死亡事件，不难发现，官场酒局，喝的不是酒，而是人情、利益、权力相互交织的“局”。对沉浸于“喝酒即是工作，工作即是喝酒”的公职人员和热衷于“表示表示，酒桌好办事”的商人而言，酒多酒少既考验权力尊卑识不识得清，也试探感情深不深、事情办不办得成，甚至在推杯换盏间实现权力寻租、行贿腐败。
然而，一旦发生“饮酒死”的惨剧，往往对死者以“酒烈士”的“待遇”作结，肯定激励也好，责任推卸也罢，大多都不了了之。正如这位“陪酒猝死”的副镇长黄宜宾，虽未获得“酒烈士”的英名，但75万元的赔偿也算得上是一笔不错的“待遇”。倘若政府履行承诺帮其妻调动工作，估计也不会有“动用财政资金支付高额赔偿”、“一名镇主要领导涉嫌严重受贿”等一系列下文，公众也难以窥见背后真相。
说到底，“酒烈士”的悲剧，实质上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的“杯具”。是权力的放纵，让官员对“八项规定”置若罔闻，吃喝不减，风气不变，公务接待“含酒量”始终处于高位，官场酒文化愈演愈烈；是权力对生命的漠然，不把“酒烈士”消失的生命当警示教训，反认为是“酒量不行”的笑料，助长“酒风”蔓延；是对权力的监管缺位，对顶风违纪行为查处问责不力，不仅“禁酒令”沦为一纸空文，还使政府和官员对待“因公陪酒”出事往往以公款赔偿搞掂。
一言以蔽之，避免官场再次发生“酒烈士”悲剧，亟须以此为鉴为官场酒局注入一剂“醒酒药”，彻底打破官场“酒规则”，还官场一分清醒、一分务实。一方面，官员要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时刻自警自省，既不以“煮酒论英雄”，也不要“酒桌办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群众观，少几分醉意，多一点清醒，真正做点务实为民的实事好事。另一方面，要强化中央“八项规定”的执行力和监督力，让禁令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预算公开制度，从源头堵住公务报销的制度漏洞，彻底管住政府“钱袋子”，管好官员手中权力，撤掉“酒杯”，祛除“酒气”。当然，也要建立事故责任倒查赔偿机制，防止权力越位。既要从严处理公款埋单胡乱吃喝的“后果”，又要对涉事者层层追责和问责，让官员不敢、不想、不能再制造“酒烈士”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