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应
8月11日，记者从成都市纪委监察局获悉，该市出台《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深化“三项建设”、深入推进“三转”工作实施方案》，成都将建立纪检监察干部资格准入、淘汰退出制度，新进人员（领导班子成员除外）须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35岁。（8月12日 《四川日报》）
毋庸置疑，建立纪检监察干部资格准入、淘汰退出制度，是一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激发干部队伍工作活力的有效举措。特别是在腐败手段日益高科技化、隐蔽化的情况下，作为负有反腐倡廉之重要职责的纪检监察干部，不仅需要有较强的信息的处理能力和业务知识理论的理解能力，而文化知识程度提高也是必要的时代要求，那么，这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学历“门槛”也是合情合理。
然而，成都此次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学历“门槛”却是惹得了广大网友的强烈质疑，如：提高了学历就能干好反腐倡廉工作？学历能保证廉洁？甚至有网友表示“这是乱弹琴，是在挑战中央用人导向”。而对于“新进人员（领导班子成员除外）须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规定，更是让人更生质疑。试问，提高纪检监察干部队伍“门槛”，为什么只对新进工作人员而将领导班子成员除外呢？如此做法又是在规避什么呢？
对于这两种观点，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笔者却不以为然。因为腐败与年龄、性别无关，更与学历无关，而是与欲望、权力和监督的缺位有关。而且，纪检监察干部的高学历并非就能保证权力的廉洁、干好反腐倡廉工作；也并非纪检监察干部的低学历就会导致贪污腐败率的上升，就会“执不好纪、把不好关、问不好责”。很显然，这是难下定论的。
而且，从近年来所查处贪污腐败官员的事实也不断证明，贪污腐败官员职位不分“高低”，年龄不分“大小”，行业不分“冷热”，既有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也有一般党员干部或村居干部；既有“59岁现象”，也有“35岁现象”等。因为只要与权与利沾上边，如果官员的行为不受监管的制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没有在阳光下正确运转，无论官职大小、男女老少，谁都有贪污腐败的可能。
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规则不健全的背景下，贪污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虽然，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学历“门槛”是一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激发干部队伍工作活力的有效举措，也是必然的时代要求，但却不能如此唯高学历是瞻。因为高学历和推进反腐工作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高学历不等于高品行。
所以，笔者认为，此次成都出台《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深化“三项建设”、深入推进“三转”工作实施方案》，建立纪检监察干部资格准入、淘汰退出制度出发点是好的，但设置这样的学历、年龄条件，却有待于改进或进一步完善。否则，这不仅不利于选拔优秀纪检监察干部人才，还会将那些“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且有丰富基层经验的干部阻挡在优秀纪检干部人才的“大门”之外。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为止”。而作为执纪把关问责的纪检监察干部，也是如此。因为执纪者同样需要被执纪，监管者同样需要被监管。否则，执纪者和监管者的权力同样会被滥用，而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推进反腐败工作不能唯高学历是瞻，而不断筑牢约束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教育和对权力的监管才是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