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问责”官员复出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过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从无期徒刑减刑至17年3个月。当年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已悉数复出。梳理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据8月12日《新京报》）

近年来，干部工作中有两种情形饱受质疑：一种是对年轻干部的提拔，叫“逢提必疑”；另一种是对“问责”官员的复出，叫“逢出必疑”。“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成为舆论的焦点，足以表明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

应当肯定，公众对“问责”官员复出热切关注，本身是件好事，说明国民的主人翁意识在增强，政治参与愿望在提升，有助于职能部门更加审慎地处置“问责”官员的复出事宜。

所谓“复出”，就是被“问责”的官员获得“重新使用”、“重新工作”。由此看来，平职使用属于“复出”，降职使用也属于“复出”。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由党委（党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应该说，一个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免职、撤职还是降职，只要他没有被开除公职，只要他没有自行辞去公职，那么，他复出重新工作就是必然的结果。

党的干部政策一直坚持一个理念：“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问责的目的在于促其尽职，而不是“处理”干部；问责的要义在于引以为鉴，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因此，在对待“问责”官员复出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保持从容的心态和理性的评判。日前，人民日报一篇《受过处分的干部，如何使用？》的报道称，湖北红安县纪委对15名认错改错、工作成绩突出、群众评价较好的受处分干部，向组织部门提出“予以使用”的建议。红安的做法，其包容过失、鼓励自新的导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几乎可以预见，随着干部问责制的全面推进，“问责”官员复出势必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员复出可以随意放任、为所欲为，相反，各级组织必须理性把握、严加管控。

一是标准要从严。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缺的东西也许很多，就是“不差官”。让有过失的干部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被“问责”的官员毕竟已有“前科”，对他们的复出问题应该比起用“历史清白”者更加慎重、更加严格。

二是程序要合规。面对公众的关注，组织上应更加注重官员复出程序的合理性、科学性，建立“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对复出的时限、理由、岗位、工作流程等作出明确规定，克服随意性，消除人为影响。

三是操作要透明。被“问责”官员复出，不管提拔与否，都必须向社会公示，防止“悄然”复出、“易地”复出背后的暗箱操作。复出规范了，舆论就不会无端指责；复出阳光了，公众才不至胡猜乱想。

问责已然走向常规，复出自然就会成为常态。我们既要对干部问责保持足够的关注，也要对官员复出保持应有的理性，“逢出必疑”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