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仁
7月12日上午，湖南蓝山县农民陈作雄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作雄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三进三出后就再没出来，两天后被清洁工发现在三楼吊在电扇挂钩上自杀。（7月23日人民网引《新京报》）
陈作雄是个吃低保的困难户，他在一个半月内，有4辆摩托车被执法人员扣押，而这辆摩托车是借来的。陈作雄在“申冤书”中写道，当天他送老伴和孙女去汽车站后，在回家路上，他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在东门口桥头停下，车被县运管所人员强行抢走。他无力赔还摩托车，不想在世为人，“我死后请我的亲人和有关部门为我申冤。”可见，“钓鱼执法”是逼死人命的违法行为。
陈作雄被扣了4辆车，他自知与有关部门有理难讲，加上运管所工作人员的蛮横和冷漠，选择了自杀的方法来自我解脱。但是，他的心愿没有解脱，他要求亲人和有关部门为他申冤。他打工的女婿是出来为他讲话了，但能力和效果又有几何？有关执纪执法部门虽然出面调查了，但表示没有“钓鱼执法”。然而，当地有16名目击者签字作证，陈作雄遭到便装执法人员的“钓鱼执法”。不知当地调查人员对这个目击者的证明，有否作出什么样的回应？有关调查人员还应该当铁面包公，克服官官相护和害怕担责的思想，还事实的真相。如果确是“钓鱼执法”，就应该维护法律的尊严，狠刹“钓鱼执法”的歪风，还社会的清明。
陈作雄的自杀，是一场悲剧。但是，他用生命呼唤着人们的思考，呼唤着国家从法律制度上对摩托运输的另眼相看。是车辆，就有着运输的功能，目前我国及世界上摩托车都很多很多。摩托车在城乡穿行，并不影响一个地方的文明建设。如果因为文明城镇的建设而禁摩，那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说摩托车载客不安全，那小轿车、大客车也有出事故的时候。汽车出事并没有因噎废食，那么为什么摩托车出了事故就要停运呢？这就是国家在制度上的不公平。
再说，国家提倡经济运营形式的多元化，国家在提倡民众多门路、多形式的自主创业就业。那么，一些基层民众买不起轿车搞出租运营，那就买辆摩托车搞运营也应该允许吧。而一些出租车司机不能因为摩托车抢了你的生意，而要求政府对摩托车禁运。要知道，你是为了生活，人家也是为了生活啊，我们为何不能多一份宽容之心，来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如陈作雄这样的吃低保的困难户，能够通过摩运自食其力，逐步走上致富路，那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国家应该全面考虑，该给摩托车正名了。
给摩托车正名，允许摩托车运营，应该是一项社会改革的内容。只要车管部门将摩托车与汽车一样管理，通过驾驶技术考核，发给运营证照，是完全能够管理好的。如此，就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劳动者在安居的同时能够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