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不应再将“法治”绑定

10岁的小峰（化名）在公交车上捡到一个钱包，包中有491元现金。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实现他眼下最大的愿望———买一辆自行车。“妈妈，我要拿这个钱去买自行车。”听了孩子的话，妈妈没有反对，但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找到失主，归还钱包中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但要求失主给1000元钱，作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的资金（7月15日四川新闻网）

该新闻名为《成都10岁娃捡到钱包索要报酬 称必须买辆自行车》，笔者乍一看新闻标题，心中不由一惊，拾金不昧不正是当下提倡、孩子最应学习的品德吗？为何10岁的孩子拾到东西不归还，反而要以此索要报酬？

网友对此议论纷纷，在仔细看了大部分评论后，笔者发现虽然有法律明文规定拾金可以索取报酬，但大部分评论站在了“道德”的一边，谴责该母子行为过分，且孩子以后若再有“拾金”之举定无“不昧”之德。由此，笔者想到了近年来众多“英勇救人”最终溺亡的未成年人，这不应定义为见义勇为，而是一出出悲剧，造成这种现状的，正是道德准则凌驾于律法安全之上，感性“人治”绑定理性“法治”的恶果。

拾到钱包以后，小孩面对三个选择：一是直接拿钱包里的钱买自己梦寐以求的自行车，这显然极不道德；二是把钱包还给失主，但要求失主必须帮他实现买车的心愿，这符合法律规定，是一项法定权利；三是把钱包还给失主，不图报答，这是一种可贵的美德。其实这样的选择每个成年人大都经历过，然而要将“自以为”的选择以道德大义、教育教养压在孩子身上，笔者以为里面有太多事不关己的虚假呐喊，若是将拾得金额扩大1000倍放在自己身上，您再做做这个选择。

在面对艰难选择的时候，小孩曾将零钞给失主，而把4张的一百块留在手里，同样，孩子母亲也打电话希望失主能提供超过所拾钱包价值的金钱来“赎回”钱包，最后在“你觉得我很自私”的商量中降价。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拾得者而言，近500块已经非常多，要价1000块更已经涉嫌敲诈；二是母亲在讨价还价中言语里包含的无奈，经记者说明后，在道德和律法之间，为孩子最终选择了合法获取。

社会中理应提倡传统美德，但在美德和法律有冲突的时候，不应以“人治”绑定住“法治”，使得合法合理的结果被社会舆论所谴责，既有法可依，为何不遵守律法准则？否则，何来公平判决可言，难道要声援多着获胜？何来从严执法，若是丧失了原则底线，美德将把法律公正戳的满是漏洞。

且不论该母子索要回报是无奈还是故意，既然是法律认同的行为，那么，就不要再将太多的主观臆断强加在这件事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断事方式早就行不通了，还请看官嘴下留情，不要再给法律套上道德的枷锁，将“法治”绑于“人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