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刘立峰
近日，新京报记者和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和经济学家王小鲁针对公务员“灰色收入”对话中，唐钧连番表示，“公务员灰色收入不等于不合法，灰色收入有一个毛病，就是应该交税，交税以后，这些收入都是正当收入。”“比如下属单位给他们搞一些大米、油、土特产，以前这都属于很正常的事，因为历届政府都没有对这个“开刀”。”“公务员工资定得太低，需要靠补贴获取收入，但哪些该补，没有边界，朋友来往，帮忙办个事，这都是政府默许的。”（7月4日 中国网）
看了此位中国社科院专家唐钧“灰色收入”新解笔者不由浑身发冷。其实这并非此位雷语教授第一次雷人出镜，2012年12月13日晚，唐钧做客央视《新闻1+1》栏目解读两起民工冻死事件，节目过程中，唐钧始终面带笑容，被网友批为“冷血无情”，其过后在微博中道歉表示自己天生就这副面相。如此说来，唐钧教授与微笑“表哥”杨达才倒是心心相惜的知己了。按唐教授所讲，“公务员灰色收入不等于不合法，灰色收入有一个毛病，就是应该交税，交税以后，这些收入都是正当收入。” 杨达才“表哥”如果早早得遇唐教授谆谆教诲，把那些名表上上税合法化，又何至于今天身败名裂，锒铛入狱14年呢？
唐钧，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其研究重点为中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政策体系。笔者倒是认为：唐钧教授更应该在自己专业擅长的社会救助政策方面好好研究研究，如何让全国人民个个上得起学、治得起病、吃得饱饭，以真正“有糖均沾”，而不是在自己并非擅长的领域里雷语惊天，损害学者声誉与党和政府公信力。
对于灰色收入，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早有明确定义：“黑色收入”是不法收入；“白色收入”是公开透明的合法收入，“灰色收入”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收入。“灰色收入”的内涵很复杂，上世纪80年代，人们把工资、津贴之外的经济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转让费等统统叫做“灰色收入”，但目前“灰色收入”更多是返点、好处费、感谢费、礼金等名目繁多的非法收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又将“灰色收入”细化为三类：“正灰色”的，即违章不犯法的收入；二是名“灰”实“黑”的变相受贿收入，比如商业回扣、年节收礼、小金库私分、庆典礼品等。三是“浅灰色”收入，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归到“白色收入”里，但制度中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渠道正当，但缺乏税务监管，即唐钧教授所称的需上税才能合法的收入。但不论哪一种灰色收入，源头都是公款与公权力，或化公为私，或损公肥私，或权力寻租聚敛不义之财，“灰色收入”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危害甚烈。
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专业的解释中，明显看得出唐钧教授是以点盖面，为公务员灰色违法收入背书。对于“灰色收入”，《刑法》中也有相关条文解释，即“不明来源财产”，但现行《刑法》对“不明来源财产”的最高刑期为5年，这也让许多腐败官员钻了法律的“空子”，降低了犯罪成本，并成为他们的“免死金牌”，如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因受贿18万元被判刑10年，但其来源不明财产就达近400万元，原阜阳市长肖作新夫妇，共有财产1963万元，1300多万元属来源不明，原海南省国资委主任来源不明财产2000多万元，原阜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韩明亭，受贿金额是113万余元，却有11倍的财产来源不明。而贪腐官员故做健忘，检察机关又查不到证据，不论多少财产来源不明，也只能定罪五年了。
如何防范“灰色收入”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沃土呢？笔者认为还需加强权力监管与制度透明，并完善财税制度，将所有隐性收入阳光化、制度化、透明化，让公职人员的收入与补贴真正非黑即白，消除所有灰色过渡地带。此外，《刑法》需与时俱进、及早修正，新加坡《反贪污法》就规定，公务员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合法的一律视为贪污所得。这种做法最值得我们借鉴。对于“灰色收入”，湖南省早在2000年就率先亮剑：党政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一律以贪污论处。款额不满1000元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写出检讨，记入廉政档案。款额在10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款额在2000元以上的，一律先行免职，再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只可惜，直到如今，湖南的典范也没有哪个省市区勇于学习。
在唐钧教授大力辩护“灰色收入”不等于非法收入之前，2008年经济学家王小鲁就曾直言全国被统计遗漏的“灰色收入”至少5.4万亿元。对此，国家统计局表示质疑，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统计数据制度的缺失，而中国基金论坛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崔新生认为中国每年政府部门“灰色收入”远高于5.4万亿元，两位权威经济学家的数据，《刑法》的尴尬，国家统计局与政府部门的极力回避，社科院社会福利政策唐钧教授的大力维护，谁是谁非，孰黑孰白早已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