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央
５月１９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上，坐在被告席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程孟仁应该不会忘记，整整１０年前，他的前任卢万里就是在这里被判处死刑，不禁感叹：“卢万里的‘死’都没拦住后任者继续贪。”（新华网 5月20日）
从卢万里“落马”到程孟仁案发，十年间，两任领导，都走上了腐败这条不归路，似乎前任领导的死刑对后继者毫无触动，这场“前腐后继”的腐败接力并没有因惩治的严苛而散场。这也折射出了现今腐败生态，个别干部对于贪腐的热衷还远胜于对制度的敬畏。
其实，反腐败斗争在面上效果明显。对一批批贪腐分子的惩治，驱散了政治雾霾，让观望着放弃了侥幸，正直者获得了平静，但对于个别顽固分子，作用并不明显。在同一个时期，反腐的手段大同小异，只要摸清了门路，还是能规避风险的，这种取巧方式成就了腐败变异，腐败也随着整治手段的改变而改变。正如卢万里和程孟仁的腐败，虽本质相同，但 “招数”却提高了几个档次，可以看出，交通领域的贪腐经历了一个从“大胆”到“含蓄隐蔽”的演变路径。
干部在贪腐上“贼心不死”，与监管的断代有关。反腐败斗争，“防范未然”的意识还未跟上，还有点“被动反击”的意味。反腐方法的创新、制度的健全对巩固反腐效果尤为重要，但若没有具体腐败案例，实在难以找到制度镂空点，难以形成全面而深入的监管手段。正因如此，反腐多少还是有点被腐败“牵着鼻子走”，只有一种腐败高招的出现，才能出台对应制度和反腐手段。且新的方式出炉需要一段时间，这段空窗期恰好成为了腐败疯狂肆掠的天堂，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干部的私欲不断膨胀，严重销蚀着反腐成果。
当然，“前赴后继”的主导思想必然是侥幸心理。贪腐和廉政，都存在着机会成本。干部在做选择前，必然有所比较，有所考量。若选择了廉政，便要放弃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的尊崇，但有的选择了贪腐的干部也可保一生平安，这样算下来，就亏的明显了。若选择了贪腐，便是权钱双丰收，即使计算风险成本，死是贪腐的最重惩罚，但人固有一死，且贪腐都具有一定的潜伏期，被抓与安稳度日几率各站一半，若长线推敲，为某种未知的可能而放弃“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多少有点不值得。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怂恿下，贪腐似乎也是个别干部的不错选择。
腐败的魅力在哪里，一是诱惑在前，二是监管滞后。但诱惑源于方方面面，是不可变量。要打消“前腐后继”，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监管上加力。要加大监管力度，在方法上创新，在制度上扎紧，增大腐败的风险成本，将“可能”变作“一定 ”，消除干部的侥幸心理，才能形成“伸手必被捉”的高压态势，取得反腐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