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半夜鸡叫”闪了公共政策的腰

3月25日19点，杭州市政府宣布，自第二日零时起，对小客车采取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突然出台的“限牌令”，让不少老百姓心里更加添堵：民生政策为何上演“半夜鸡叫”？（3月27日新京报）

此前，当地已多次出现限牌传闻。每次的既定模式为：4S店发布即将限牌消息—杭州车市升温—政府相关部门辟谣。唯一不同的是，喊了多次“狼来了”以后，这次“狼”真的来了 。

公众的质疑在于，为什么这次限牌又是“突然袭击”，只给大家留了5个小时？26日，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对此解释，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天津模式”。言之凿凿，颇有“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的理据。

所谓“天津模式”说的是，2013年12月22日晚间，天津环保部门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提出从23日零时起实施限行。面对舆情的反弹，随后交管部门又宣布限号政策暂不执行。不同之处在于，天津的那个“模式”，在舆论的批评下，最后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乌龙”。拿这样的一个“模式”，作为“半夜鸡叫”的依据，最起码不值得点赞。 

车辆限牌也好，错峰限行也罢，着眼点都在大气污染的治理。确实，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形势日益严峻。作为政府来说，限牌与限行，都是“向雾霾宣战”措施的选项。但限牌与限行，又关乎公众的日常生活与权益保障。限牌，会让一部分人的购车成本上升；限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一部分人的生活规律。

因此，事关公众生活与权益的公共政策，其酝酿与出台、发布与实施，最忌讳的，就是突袭式的“半夜鸡叫”。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酝酿与出台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公众广泛关心、参与的过程。公众参与越广泛、越深入，公共政策的初衷，越能为最大多数人所理解、所支持。在这一前提下，政策的发布才不会“突兀”，实施起来才会更顺畅。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检验。政策本身的公信度，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公众对政策的支持度，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指标”。如果公共政策总让“半夜鸡叫”闪了腰，国家的治理能力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