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拒签红包协议“笑点”在哪?

“这是对我尊严的侮辱”，4日上午的政协小组讨论中，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对同行们说。黄洁夫指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刚刚出台的新规：今年5月1日起，医疗机构和住院患者要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3月5日《中国青年报》）

黄洁夫直陈这一新规的不合理，敢说真话、敢亮家丑，值得点赞。

黄洁夫认为，这个“莫名其妙”的协议，是对医生的一种“惩罚”，对尊严的一种侮辱。他说，医学生进学校的第一天就要宣誓，这个承诺是终身的。如果一个人要不断宣誓，他的誓言是没有效的。这很可笑。难道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

事实上，黄洁夫拒签“红包”协议，“笑点”不在于尊严，而是在于这一新规的设计不合理。早在2012年9月，国家卫生部就要求医患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如今老调重弹，似乎彰显了整治这股歪风的“决心”，实则是隔山打牛、虚放一鞭。

退一步来说，如果签订一纸协议管用的话，恐怕早就没有医生收受患者“红包”一说。正如有的网友表示，其功效如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与纪委签订“廉政协议书”、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书”、驾驶员与交警部门签订“拒绝酒驾协议书”一样，至多是一种“友情提示”而已。

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有其滋生的根源。不难看到，无论是医患关系矛盾突出也好，还是“红包”久治不愈也罢，都源于当前医疗体制的积弊。要从根本上消除医疗“红包”，就须像抓腐败一样，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此，有关部委应少些“表皮”折腾，多些“割肉”除弊，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快马加鞭推进医疗体系改革才是。

比如，如何强化医德考评的刚性，如何规范医生的收入，如何拓宽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制约，如何促进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等等。唯有这些制度机制的“复合效应”，方能从根本上净化医生收受患者“红包”的环境，进而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之间信任。毕竟，制度体制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其功效远胜于一纸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