煊熠
在一个道德较好的社会，救扶老人是一个自然的选项，老人跌倒，无论救还是不救都成为报道的对象，这是新闻史上可能很罕见的现象。仅以最近一个月来举例，11月25日，杭州一老人闹市跌倒，周围无人敢救，但路人围成圈叫救护车；同样是11月25日，同样是杭州，一位卖红薯老人跌倒，路人相救并买光红薯；11月26日，江西九江市区一名老人摔倒，路人出手相助；12月2号郑州一名老人倒地无人扶；12月3日，福州一老人倒地，公交司机先找人作证再扶人……走出“扶与不扶”的困境，需要建构社会向善的支点，这就是：舆论理性、司法中性、内心人性。
社会道德的问题不应该全部卸责给媒体，但媒体在报道时应当注意分寸。当下舆论的一个很大弊病，就是习惯以非黑即白的逻辑标签，简单评判某一事件。凡有倒地被扶，我们总想“证明”点什么，要么是增加“好人遭诬陷”的反面案例，要么是多一个“还是好人多”的正义标志，任何拔高与矮化，都是阻碍正确判断的顽石。最大程度地还原真相就事论事，还原热点中不同个体的行为选择，才能正确安放我们心中的价值预期。对于所谓好人好事，也不必刻意夸张，因为人们有辨别常识的能力，如果人们发现所谓的好人好事有虚假成分，反而增加了对社会的怀疑。
见摔不扶、临危不救，照见道德的“摔跤”，折射出道德“保障因素”的不给力。一旦有老人跌倒就会面临三种处境：一种是救扶老人，自己良心上也受到安慰；一种是救扶了，却反被讹诈，甚至掉入碰瓷的陷阱；最后一种是当没看见，但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现实中，这三者都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人在这三个选择中纠结，不知如何选择，就陷入了困境。施救既不是一项强制义务，又无法豁免因救助产生的法律风险，因此避而远之成为“理性选择”。针对救助者在施助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国外也多有责任豁免规定。德国法律规定，若是因为善意救助造成伤害的，提供救助者可以免责。这种分散、规避救助者法律风险的做法，为善意行为的抒发提供充实法律支撑，能够有效弥合“临危不救助”、“救人反遭索赔”所导致的社会道德与诚信秩序的缺口。
“扶与不扶”的纠结，相信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存在。要真正疗治“扶还是不扶”的道德难题，除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还应用法律为道德“撑腰”。正确的司法站位，能对过错方进行干预、约束与纠偏，最大程度避免民众的心理迷失。就我国而言，虽然多数省市已经颁行有关见义勇为的政府规章，但内容多为对其资格的申报确认、表彰奖励等内容，缺少实质性的法律责任救济保障规定。当务之急是增设危难或紧急情形下救助义务的法律规定，同时借鉴国外立法设置救助者责任豁免条款，合理分散救助行为带来的法律风险。遵循法治的逻辑，不放过每一个讹诈者，也不冤枉每一个良善者，让恶人现形，给好人撑腰，才能让更多的人在取舍面前不再犹豫。积善如登，如果能够积极建构起向善的社会支点，在一次次事件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善的温度，必能以人性取代冷漠，以理性替代焦虑，培育健康向上的国民心态，从“摔倒”的低地上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