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洋军
国庆节期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从10月4日到6日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其中于昨日举行的婚礼场所,为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三天的婚宴,酒席共计约250桌,并邀请“刘老根大舞台”的丫蛋等明星进行演出。据保守估算,这场婚礼3天的花费,约在160万以上。(2013年10月7日新京报)
国庆期间,婚礼扎堆。这已经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民间习俗。官员也往往难免其俗,并且还屡有官员因为豪华嫁女、奢侈办宴等而被媒体曝光。而像前文这位村副主任如此铺张浪费到极致的现象,也并不在少数。那么,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得大操大办的情况下,为何总还是有官员豪华办宴席呢?
坊间有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特别是在当今畸形消费、争相攀比的社会环境下,没钱真的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境地。有钱可以买豪车,有钱可以住豪宅,有钱当然也就可以办豪宴了。也许有人会说,只要别人有钱,管他怎么折腾呢?话虽如此,但是,官员毕竟有别于常人,并且从上到下都有着一系列的禁令要求,尤其是在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方面,更是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官员再有钱,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收敛一点。官员豪华办宴席,如果真的是钱多烧的,也烧的不是地方。况且在中央“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的背景下,如此的不可一世,实在有违人民公仆的称谓。
官员不论大小,都有着一定的权力。而权力向来是把双刃剑,运用得不好,极易沦为以权谋私的工具。众所周知,办喜宴,需要花钱铺本,还没有哪一个官员真的愿意请街坊四邻以及官场朋友免费吃大餐的。而在中国传统的人情往来的掩护下,出礼、随份子,是一些人攀附权贵、讨好卖乖的最好机会,受礼、借机敛财也是一些官员热衷于大操大办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之所以严禁官员大操大办难以奏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官员的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导致一些官员滥用职权、借各种机会疯狂敛财。因此,只有加大对官员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尤其是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只能为公,不得谋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员豪华办宴席等行为的发生。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令行禁止,自觉遵守党纪条规、国家法律,不得有任何凌驾于党纪法纪之上的特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少数党员干部,总认为党纪条规、国家法律是管别人的,对自己根本不起作用,他们习惯于我行我素、自以为是。按理来说,前文提及的这位京城的村干部,对于中央的有关禁令要求,不可能不知晓,只是平时就可能顶风违纪惯了,或者说已经麻木不仁了。这位村副主任豪华办宴席被媒体曝光后,大呼“冤枉”,称100多万的所谓开支都是亲家出的,并且也没请领导。即便真如其所言,单单办200多桌的宴席也是严重违规违纪的。对于这样的顶风违纪者,唯有严惩重办方能将其唤醒。
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官员的基本素养。但是,对于一些深谙官场之道的官员而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看家本领。比如,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要例行勤俭节约,一些领导干部将婚礼转为“地下”,不发请柬,不请车队,直接请客吃饭;有的为了“不违规”,将宴席分场地、分时段办。再比如,上级要到宾馆饭店检查公款吃喝,一些官员便转移到乡村小院、背街后巷。而一些官员之所以敢如此,一方面是真的胆子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我们在监管督查等方面还存在某些“漏洞”或“盲点”。所以,严明纪律,必须从规范执行开始。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豪华办宴席,不是今天才有的。社会上对某些违规违纪行为、铺张浪费等现象缺乏“零容忍”,以及有关部门在审批、监督、检查等方面没有做到全方位、全天候,是官员豪华办宴席难以彻底根除的重要因素。倡导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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