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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森代表说，随着我国新老两代农民工逐渐完成世代更替，这一问题将愈发突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留恋城市，更渴望与市民同等享有文化生活、民主政治等权利。
他们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感受最深。再加上网络发展，诉求渠道增多，继续漠视他们将使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许振超代表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比较明晰的，即取消农业、城镇户口之别，代之以人口居住登记管理，“农村”人口被纳入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居民被赋予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彻底消除城乡分割二元结构。
许振超代表说，改革的难点在于，目前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是否能够满足“新市民”的社会福利扩容需求？就拿最低生活保障来说，现行的城镇低保标准一般都比农村高，大量“新市民”需要低保待遇时，地方财政是否能够支撑？此外，城市区域的保障住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相对有限，估计较长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满足“新市民”的需求。
“如果农业户籍仅是改变了称呼，其他待遇没有跟上，那改革的实际意义也就不大了。”许振超代表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新市民”暂时委屈，待遇依旧“低人一等”，二是降低“老市民”的福利。但是，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稳定。
此外，一些相关联的难题也在考验执政者的水平。比如，原农村居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等，市民化之后是否应该保留，或者如何进行与城镇居民福利之间的换算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振超代表说，直到目前，青岛港8000余名农民工当中，最终落户青岛的不到80人，占比不足1%。而且他们还是通过特殊政策，以人才引进等方式落户的。“当然，城乡一体化的户籍改革是大方向，关键是要通盘考虑，处理好关联问题，稳妥开展。”
麦康森代表认为，由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户改”不能寻求一步到位，而应该是各系统协调推进、统筹实施步骤的过程，我们对此应该充满成功的信心。
“同为一国公民，就应该享有一样的福利，平等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发展到今天，使‘户改’更显必要，也使我们更有信心。”麦康森代表说。
麦康森代表认为，统一身份，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也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需求最迫切、条件已具备的农民工，应该抓紧落实市民身份；对于在农村有房、有地、留恋农村生活的居民，需要与其他关联改革协同推进，保障其自由选择的权利。
对于关键的统一待遇问题，则需分步操作——
首先，执政者、城市管理者要摒弃农村支援城市的思路。“户改”设计之初就应端正态度，要有改变惯性、惰性的勇气和决心，也应该做好相应准备，坚定信心，脚踏实地。
其次，国民待遇不可能也没必要一步到位实现，但要小步快跑，逐渐跟上。比如，随着地方财力的增长，每年为新市民追加一点。也应该相信，“新市民”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会创造、增加社会财富，使这一进程能够持续健康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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