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艷剛
2016年高考讓兩位新華社記者成了“網紅”——新華社記者張建鬆採寫的稿件《為探秘萬米深淵,我國正研制“彩虹魚”項目》,出現在了北京卷語文材料題部分﹔新華社記者周琳撰寫稿件《若虛擬更美好,現實是否不重要》,則“押中”了浙江卷的作文題。網友們對新華社記者富有針對性、專業性和前瞻性的報道贊譽有加,還有人稱贊刊登這兩篇報道的《新華每日電訊》“押題比老師還准”。
與某些中學教師用題海戰術“押寶”,或某些培訓機構用歪門邪道竊題不同,新華社稿件與高考“撞題”純屬“無心插柳”。不過仔細推敲,這種“巧合”的出現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高考語文科目尤其作文題,無疑需要契合社會主流價值觀,這與新華社這種主流媒體的價值追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近些年的高考作文題越來越“接地氣”,從主流媒體報道中尋找出題靈感的情況會越來越多。
厘清這一層關系就不難理解,為何《光明日報》所載文章《白鹿原上奏響一支老腔》的節選,會成為北京卷原汁原味的作文題﹔同理,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新華社原記者周劼人所寫的《寂靜錢鐘書》一文,幾年前會被高考福建卷的語文命題人相中。你當然可以說這些只是“碰巧撞上了”,但你也可以這樣理解——在對“漢語之美”的理解上,在對主流價值的追求上,高考與主流媒體是有默契的。
在新華社稿件與高考“撞題”的消息傳出后,有不少學生家長給《新華每日電訊》的微信公號“草地周刊”留言,表示以后會讓孩子多讀主流報刊。與其說這是學生家長幫孩子“漲分”的功利之舉,毋寧說這件事讓更多人再次意識到,年輕人有必要改變隻刷屏不讀報的閱讀習慣——僅僅將手機、電腦當作信息源,不僅可能錯失與高考題提前“邂逅”的機會,更不利於形成科學合理的知識結構。
進入“屏閱讀”時代,無論是新聞網站、電子書還是微信公號和朋友圈,都給人們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捧著一個智能手機,我們隨時隨地都能掌握國內外大事,能夠在碎片化的時間裡見縫插針式閱讀,是有一些優勢。但當前社會有一種不好的傾向是,有一些人在潛意識裡將傳統的讀書看報與電子閱讀對立起來,甚至認為讀書看報是一種落伍的生活方式。可事實上,這兩種閱讀方式各有利弊,傳統的讀書看報,仍有諸多電子閱讀無法替代的可取之處。
伴著手機、電腦、iPad等長大的年輕人,電子媒介素養或許高於社會平均水平,但也會因為對傳統閱讀不夠重視而吃虧。以當下流行的微信公號閱讀為例,當大量的微信公號為追求閱讀量、轉發率而嘩眾取寵、玩“標題黨”、刻意低俗之時,一個全憑電子閱讀獲取信息的人,能接觸的只是一些營養價值不高的“網絡爆款”。而傳統媒體尤其主流媒體,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中能保持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好的專業素養,不僅關注社會熱點、焦點,也會給有價值、有情懷的冰點留有一席之地。
此前,習近平總書記講過自己當年讀報后帶領陝北鄉親學打沼氣池的故事,也曾在不同場合強調讀書看報的重要性。在吸納新媒體閱讀優點的同時,多通過主流媒體獲取權威信息,知悉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動態,不僅應該成為領導干部的基本素養,也應成為年輕人的良好習慣。
當然,無論是新華社還是其他主流媒體,共同面臨的一個課題是:應該如何練好記者的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在內容和形式上不斷創新,不斷增強稿件的品質和感染力?唯有主流媒體源源不斷推出高質量的“供給”,才能吸引住廣大受眾,讓核心價值觀永遠成為主流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