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吁求利益群體保持理性固然重要,但更關鍵在於“關鍵少數”能堅持職業理性,記者客觀報道事實,法官作出公正裁決,意見領袖表達冷靜的判斷
很多經常上網的人都憂慮於這樣的網絡現象,那就是階層在網絡上的撕裂。網絡似乎並沒有帶來交流,而是讓各利益群體的立場更加固化和強化了,使很多話題變得極端化、尖銳化、對立化,變得不可討論。一事當前,很多人不問真假是非,隻憑利益立場站隊。醫患發生沖突,醫生罵患者,患者罵醫生﹔涉警話題,警察站一邊,網民站另一邊﹔航班延誤,民航工作者與乘客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站在各自立場上互相在網上對罵。
為什麼不能互換一下角色,為什麼不能將心比心,為什麼不能將事實置於立場之上,為什麼不能超越利益立場而尋找共識?我覺得,寄望於相關利益方能夠理性、客觀和冷靜地超越利益立場,只是一種美好的願景,甚至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虛幻期待。站在自身利益立場說話,這是人的人性和社會性的本能,是人之為人無法超越的弱點和局限。在現實中,“將心比心”和“角色互換”,部分理性的人或許可以做到,但很多人並不能做到。
怎麼辦呢?任由這種對立和對抗發展下去,從而使不同階層和群體不可調和的對抗越來越激烈?不是,我一直認為,群體間的對抗不是大問題,人們站在自身利益、立場去表達,甚至很情緒化地自說自話,隻顧立場不顧事實,也不算什麼問題。因為大眾就是如此,大眾天然帶著情緒和盲從的“原罪”,是“非理性”的代名詞,永遠別指望所有人都能保持理性思考。但是,隻要這個社會的“關鍵少數”保持理性,社會就不會變得多糟糕。
哪些群體是這個社會的關鍵少數呢?比如媒體人、法官、公務人員、意見領袖等,比如那些從事跟公共利益相關職業的群體。
具體來說,醫生如果站在醫生立場說話,不是大問題,患者為患者代言,這是本能,甚至有些網友偶爾說一些極端的話,也沒必要把這種極端情緒太當回事——但是,如果兩方發生沖突時,媒體並沒有站在醫患中間客觀地報道事實,理性地評論,而是跟風站隊,或尋找一個能給自己帶來“眼球利益”的立場,也把自己當成“患者”,帶著“為某一方維權”的立場去報道,就是大問題了。當兩個群體發生沖突時,媒體人應該是引導理性思考的“關鍵少數”,記者的客觀報道應該引導雙方去關注事實而超越情緒,媒體的理性評論應該給偏激的情緒降溫。畢竟,多數人都是旁觀者,而不是當事人,即使旁觀者一開始會去站隊,但看到媒體報道的客觀事實后,也能夠作出理性判斷,從而成為“公正的旁觀者”。
但如果作為“關鍵少數”的媒體,不是客觀報道事實,而是火上澆油,用非專業的報道刺激雙方,讓醫生更憤怒,讓患者的受迫害情緒強化,隻會讓本就憤怒的兩方往更憤怒的方向狂奔。當醫生覺得媒體在報道時戴著有色眼鏡,醫媒關系會比醫患關系更對立,這才是更大的問題。
跟媒體人一樣,法官是這個社會更為重要的“關鍵少數”,因為他們執掌著能定紛止爭的司法。一個覺得自己受到欺負、侵犯、迫害的人,即使再情緒化,在網上的表達再缺乏理性,可他還是寄希望於法律給自己帶來公正的。有一個群體,必須始終站在公正立場,就是法官。很多矛盾之所以不可調和,一些利益群體之所以用非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就在於對正義的底線失去期待,對法律失去信任,不相信法官能給自己帶來公正。醫患對立不可怕,官民撕裂也不是最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人對法官這個“關鍵少數”不再信任,對借助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失去信心。
此外,意見領袖也是“關鍵少數”,當利益群體變得越來越對抗,而引領著公眾意見的輿論領袖也失去講理的耐心,或被利益操縱,或為追求“網紅”效應語不驚人死不休,或為了點擊量不擇手段,或迎合多數暴力而不顧社會責任,那就會變得非常糟糕。
所以,關鍵問題不是吁求利益群體的理性,而在於這個社會的“關鍵少數”能夠保守自身的職業理性,記者客觀報道事實,法官作出公正裁決,意見領袖表達冷靜的判斷。有了“關鍵少數”捍衛理性的防線和底線,社會就不會壞到哪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