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婭
近日，中國工商銀行巡視整改情況通報中提到，“總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統內工作”，“近親繁殖”現象引發公眾關注。（新華網 5月4日）
國有企事業單位“近親繁殖”現象存在已久，一直備受詬病。其備受詬病的原因無非有二：一是破壞了公平競爭的環境，降低了民眾對公平的獲得感﹔二是“近親繁殖”是滋生腐敗的溫床，會阻礙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其實不論是哪種原因，“近親繁殖”問題都不該繼續存在。
事實上，針對國有企事業單位“近親繁殖”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出台了相關的規章制度。如：中央先后出台的《國有重要骨干企業領導人員任職和公務回避暫行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安徽省六安市發布的《關於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招聘行為的通知》，山東省出台的《省管企業領導人員實行任職回避和公務回避及報告說明制度的暫行辦法》，等等。此外，相應巡視制度的落實和紀委督查力度的加強，也都旨在遏制“近親繁殖”。
然而現實卻不盡如人意，“近親繁殖”問題依然存在。從“蘿卜招聘”、量身訂制，到履歷造假、繞道進人，再到內部照顧、違規招聘，一些單位變著法地進行“近親繁殖”，如今發現“蘿卜招聘” 、繞道進人等方式很容易被人發現問題，於是便出現了交叉安排的方式。可以說，為了給親屬安排好工作，有些領導干部可謂是絞盡腦汁，甚至不惜鋌而走險。
試想，為何在諸多制度的約束下，少數領導干部依然要鋌而走險進行“近親繁殖”？問責力度不夠是主要原因。一方面，一個單位選人用人，並非一個領導干部說了算，相關班子成員或是人事部門也是參與者或是決策者。也許他們迫於領導權威，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最終結論是，他們沒有盡到監督責任，理應被問責﹔另一方面，“近親繁殖”往往涉及到的不只是單個領導干部或者單個家屬，而是一個利益同盟，他們相互包庇，相互“幫助”，實現進人目標。“總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統內工作”中220人與240人的數據對比，顯然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利益同盟也該被集體問責。
但現實中，當發現違規進人行為時，往往以解聘新進之人來解決問題，而對涉事領導干部的處罰要麼輕之又輕，要麼不了了之，至於那些沒有嚴把進人關的班子成員或是部門責任人，就直接成了“局外人”。正是這樣“蜻蜓點水”“大事化小”的問責力度，直接造成了今天“近親繁殖”病根難除的局面。
其實，不論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的難度要大多少，隻要是侵蝕黨和人民事業的“毒瘤”，都必須被鏟除，“近親繁殖”沒有例外。因為全面從嚴治黨、高壓反腐是黨向人民立下的軍令狀，讓群眾更有獲得感也是政府給人民許下的承諾。因此，面對當前“親屬繁殖”的問題，唯有加大問責力度，做到發現一起、問責一起，發現一群、問責一群，做到問責到位、懲罰到底，才能充分發揮出問責的威懾力，也才能真正遏制、並最終根治“近親繁殖”這一頑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