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漢民
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主席以“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來說明理想和方向的重要，“人不能沒有理想，合作不能缺少方向”。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系先賢王陽明所說。這句名言是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的總結，也是當代人做人、做事的指導。我們都想在這個世界上做成有意義的事情或事業，但是我們應該知道：想要成就事業，首先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即與我們的立志有關。
王陽明被貶貴州，經“龍場悟道”后，創建了龍岡書院，聚徒講學，並為求學者立下了著名學規——《教條示龍場諸生》。該學規共有四條，其中第一條便是“立志”。他告誡學生：“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在他看來，無論是聖賢豪杰，還是百工技藝，人人都有成就事業的可能，但是首先必須立志。
沒有立志，我們就沒有前進的目標。而一個沒有前進目標的人，如何會有可成之事？無論你是要成就內在的人格，還是要成就外在的事業，首先要確立奮斗的目標。
王陽明認為，人是否可以成為聖賢，關鍵在於是否要立下成為聖賢的志向。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提出：“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沒有舵的船，沒有嚼子的馬，隨水漂流，任意奔馳，最終結果隻能是一事無成。很多人都知道，應該確定奮斗目標，但難能可貴的是確定一個既有高度，又切實可行的奮斗目標。
魏源在談到士君子追求的國家治理目標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他說：“君子之為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情勢則必迂。”以魏源為代表的晚清士君子活躍於當時的軍政界、學術界，在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卓有成就，恰恰在於他們是一批既不俗、又不迂的真君子。他們的立志，無不是堅持將理想主義的情懷與現實主義的精神統一起來。
其次，沒有立志，我們就沒有奮斗的動力。我們想要做成事業，必須要有動力，而通過立志確立的目標，則是我們努力奮斗的動力。為了激發士君子的奮斗動力，宋代士大夫提出了“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的遞進式奮斗目標，就是希望士君子在不斷提升目標時而獲得奮斗的動力。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在反省明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隻講成就聖賢人格還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豪杰精神，才不會出現亡國亡天下的慘痛歷史。所以，豪杰精神就成為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奔走呼喊的時代心聲。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著名代表人物王船山、黃宗羲、顧炎武等，都呼喚豪杰精神。王船山反省了明代滅亡的教訓，認為士大夫必須要具備一種智勇雙全、創造功業的豪杰精神。
同樣講聖賢人格追求，到了王船山這裡，就必須要有經世能力，要有開拓世界的氣魄，特別要能夠創造社會功業。所以，明清時期一大批杰出的士大夫有一個很高的人格理想，即要求一種“聖賢—豪杰”型人格。如清代左宗棠，就是這種“聖賢—豪杰”型人格的追求者。左宗棠在青年時代有“身無半畝，心憂天下”“不為名儒，即為名將”的志向。所以，左宗棠既“讀書萬卷，神交古人”，又留心經世之學。在17歲讀到清初歷史地理著作《讀史方輿紀要》后，他“潛心玩索，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了如指掌”，為他日后指揮湘軍作戰奠定知識、能力的基礎。“不為名儒，即為名將”的“聖賢—豪杰”型人格立志，是左宗棠一生努力奮斗的動力。
其三，沒有立志，就不能激發我們的潛能。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潛能，立志則可以使這些潛能激發出來，特別是人一旦立下了高遠的志向，就更加能夠激發自己的潛能，並可以轉化為堅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力量。孔子一輩子內心深處的追求是“天下有道”，盡管歷經種種磨難，甚至被很多人嘲笑，但是他從不停下追求目標的步伐。再談一個湘軍的例子。曾國藩也是讀書期間就立志做一個“聖賢—豪杰”之人。湘軍儒將雖是儒生出身，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在保衛家鄉、維護孔教的志向激勵下，這些儒生們顯示出了敢於任事、毅然決斷、頑強堅韌的軍人氣質，這是他們能夠統領軍隊、奔赴疆場、浴血奮戰並成為儒將的重要條件。曾國藩強調：“為聖賢者，亦各有自主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曾國藩成為一代儒將的代表，正是由於立下高遠的志向，故而激發出了潛能，並轉化為堅忍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力量。
（作者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