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1月19日，廣東江門市政協十二屆五次全會正式開幕。這一次，明星委員曾志偉依然沒出現，不同的是他已確認辭職，不再擔任江門市政協常委。（1月19日《南方都市報》）
作為江門政協委員中僅有的藝人“明星”委員，曾志偉2011年1月當選為江門政協常委，之后便再也沒有現身過江門兩會。輿論對其履職狀態已早有詬病，“請辭”不過是一種必然的結果。事實上，去年兩會期間，曾志偉就對外透露已向江門政協請辭。
曾志偉在連續多年缺席會議后才選擇主動請辭這一細節或說明，對於這樣一種政協委員“不作為”現象，其硬性的規范機制顯然是闕如的。
以曾志偉為例，缺席江門政協會議，據說主要是因為同時擔任了廣州市政協委員，兩地開會時間經常撞期，所以隻能“顧其一”。就此而言，這可能就不只是曾志偉個人的原因。同時“身兼”多地政協委員，在一開始就增大了委員履職“空缺”的可能性。那麼，在政協委員遴選環節上是否應該避免出現這種“雙城委員”？
而一名委員自當選后，就看不到“人影”，於4年后才“被迫”以請辭的方式來為此畫上句號，更說明對於委員們履職狀況的動態監督存在問題。要知道，這樣的委員用“花瓶”來形容都不算為過，早就應該根據現實情況採取一定的約束機制。而在2006年，廣東省政協曾拿“不作為”的政協委員開刀，以“辭職”方式撤銷了奧運會跳水冠軍孫淑偉、胡佳的省政協委員職務。但這仍屬於一種非常態的治理手段，並非統一的制度要求。針對這一情況，各方也早就呼吁完善委員的進入和退出機制，不過遲至今天仍未成形。
應該說，明星委員作為某個領域的一線代表，往往對行業發展有著高價值的認知和經驗，一些明星委員的良好履職狀態也確實樹立了標杆。但也要考慮到這些委員的實際履職狀況，不能予以特殊對待。甚至是，無論在遴選和履職規范上，有關方面還有必要防止“追星”的心態，對明星委員產生“偏愛”，認為隻要挂個名即可，而對其履職狀況聽之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