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官必鑄從政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一種德，既是個人的德，也是一種大德，就是國家的德、社會的德。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重視黨員干部的修身立德，明確要求黨員干部做人要有人品，當官要有官德，要在實踐中把做人與做官統一起來，把做人的過程作為完善自我人格、夯實從政基石的過程，把做官的過程作為提升政德境界、踐行為民宗旨的過程。

談到為官立德，筆者想起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近年對貪官落馬被查時的通報，十八大至今，在落馬的127名省部級高官中，除了涉及“道德敗壞”的官員，還有“嚴重道德敗壞”、“生活腐化”、“生活糜爛”、“腐化墮落”等，不同措辭的背后，可見總書記把“嚴以修身”擺在“三嚴三實”之首的良苦用心﹔不同措辭的背后，也道出了道德問題始終是黨員領導干部做人為官的首要問題。

時下，坊間百姓議論貪官之丑行，大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叫“缺德”。縱觀近年來落馬的一批高官，可謂能力不凡，除了涉嫌索賄受賄外，都在“德”字上出了問題、栽了跟頭。

故歷朝歷代都要求官吏們“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以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范仲淹先憂后樂，張載民胞物與，均主張用大我壓小我、小我為大我，非常高風亮節。宋朝的趙清獻，人稱鐵面御史，對誰都不買賬，做官清正，政簡刑清，監牢裡無犯人。歷代諸多名臣都很節儉，有的死后連棺材都買不起。這就是儉的典型，也是德的一面，樹立了好的風范。

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對官德的制度化已經進行了系列大膽嘗試，近年來，規范官德的法規相繼出台。不管是《公務員法》和《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准則》《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還是地方性法規，既是行為規范，又是道德約束，無疑是從政道德制度化建設中一個重要舉措。

同時，中央也反復要求選拔任用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准，什麼樣的人該用，什麼樣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關於“德”的標准，應當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標准、職業道德標准、家庭美德標准和社會公德標准，把理想信念是否堅定，是否堅持執政為民，是否求真務實，是否堅持民主集中制，是否清正廉潔等都應列為“德”的評價要點。筆者認為，立德，就是要有好的德性，為人師表，做人楷模。

個別官員之所以成為群眾口中的“缺德官”，他們就是因為官德嚴重缺失，以至於淪為人民的罪人，這些人對於“四德”似乎不以為然，甚至不屑一顧。因為他們在個人信仰上“唯鬼神”，其根本目的就是保佑自己“平安無事”、“升官發財”﹔在人生道路上“唯名利”，為了當官發財，地位排場，不惜一切手段，甚至是貪污、受賄、官商勾結等非法行為﹔在服務對象上“唯上級”，為了博得上級領導的歡心，可以送錢、送物、送女人﹔在工作業績上“唯形式”，大搞形式主義、政績工程﹔在執行制度上“唯專制”，大權獨攬、橫行霸道。正因為追求“五唯”，從而缺少了“四德”，導致官德嚴重缺失，進而理想信念、為民意識、求真務實、民主進步和清正廉潔等也早已不復存在了。

子曰：“有才無德，小人也﹔有德無才，君子也﹔然德才皆具者，聖人也。” 所以，立德，就是要有好的德性，為人師表，做人楷模。因為道德是一個人立身之本，對於黨員領導干部來說，更應該如此。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韓愈說得好：“守王法者夢裡無驚。”總之，官員要想做到“夢裡無驚”，必須要有“法度不可違，清白不可污”的意識，以德為先導，以法為規范，隻有“常慎其身”，才能“形端影直”。唯此，才能真正不斷提高領導干部的道德素養，筑牢為官從政的基石，為實現中國夢凝聚有力的道德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