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一嫻
記者在天津、吉林等地基層社區走訪時發現，居委會要為居民開具的証明種類可以用“五花八門”來形容。有社區干部告訴記者，現在社區開具的証明可以分為婚育狀況類、關系証明類、身份戶籍類、情況証明類、生活水平類等等。
社區日益成為社會管理、服務居民的最基礎平台、最前沿陣地。許多職能部門的工作到基層都下沉到社區當中，更多的是應相關部門請求為居民出具某些証明，証實某些情況。這是相關部門“下達”的工作任務，也是相關部門“下放”的權力。居民也反映，去相關部門辦事時，首要要求往往就是先到社區開証明。
可以說，社區主業已然被無數“証明”任務所綁架，正逐漸淪為“公証處”。而這其中，還有不少奇葩要求:要求証明“我是我”、“我媽是我媽”、“孩子跟我住在一起”, “我沒犯罪”……開這些証明，不僅讓社區承擔額外的大量調查工作，苦不堪言，還讓居委會工作人員左右為難：貿然蓋章，擔心越權，存在擔責風險﹔拒絕蓋章，傷了感情，還會被居民說“不作為”。
作為基層居民自治組織，社區距離群眾最近，其主業就是為居民服好務。然而，由於承擔了大量職能部門轉嫁的工作，被無數“証明”任務所綁架，導致社區職能錯位，淪為變相“公証處”，進而在為民服務方面的時間和精力大打折扣。不可否認，對於居住証明、貧困証明等通過上門調查方能核實的証明，社區責無旁貸應該蓋章，但是，涉及專業性、行政性以及超出社區能力范圍、職責范圍的証明，就不應當由社區來承擔。
明確社區主業，讓社區回歸為民服務本位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厘清社區職能職責，集中清理不應當由社區蓋章証明的項目，從源頭上減輕社區負擔，讓社區騰出精力、時間更好的服務居民。當然，清理証明項目、為社區減負不過是治標之策，唯有持續深化簡政放權，簡化、削減實際意義較弱的証明，探索創新社區管理體制，不斷提高為民服務效能，才能真正讓社區回歸為民服務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