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洲 李艷菲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持續強力反腐打下了眾多“老虎”“蒼蠅”，特別是郭伯雄、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萬慶良等出身寒門的貪官，引起了大眾對“窮二代”官員的關注和討論。
的確，不少落馬官員在接受調查或審判時均聲淚俱下地說:“我是農民的兒子，出身貧困家庭……”這種說法無疑有為自己的貪腐找借口之嫌:因為兒時“窮怕了”，在登上權力的寶座后就想去彌補以前無法過上好日子的遺憾，所以情有可原。這讓公眾不禁聯想到:“窮二代”好像更易貪腐?那麼，什麼才是“窮二代”?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事實証明，“窮二代”有物質上的“窮二代”和精神上的“窮二代”之分。物質上的“窮二代”是指相對於生活物資豐足的人群來說，從表面上看相對貧寒的群體。精神上的“窮二代”是指一個人把自己墮落在一味追求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上，對物質的需求超出了基本的保障范圍，上升到物欲為娛的狀態。當一個人精神飽滿地為人民服務，並有精神信仰的時候，其實質上已經具備了“廉商”。這時候不管是“富二代”還是“窮二代”，基本上都不會有貪腐的欲念。在這個問題上，從中國古代到現代都不缺乏值得效仿的楷模。如三國時的諸葛亮，居於茅廬，清貧度日，是典型的“窮二代”。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曝財產，一生儉朴。唐朝的狄仁杰，是有名的“官二代”，卻是心系百姓的斷案傳奇高手，一生清廉，聲譽響徹海內外，就連荷蘭人都專門編撰他的故事。革命時期，周恩來總理是“富二代”子弟，但他不僅不貪，而且還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品質，讓后人敬仰。朱德將軍是典型的“窮二代”，卻是有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勛，以清廉、愛國的良好形象受人尊重。現代的廉潔楷模，如楊善洲、焦裕祿、高德榮等都是典型的出生在山溝裡的“窮二代”，並且手握權力，然而他們卻是時代的廉潔楷模。不僅如此，還有千千萬萬勤政廉潔的寒門領導干部奮斗在為人民服務第一線。“富二代”中也有眾多濫用職權、大肆斂財的貪官。總之，“窮二代”官員貪腐概率更高的論斷，並沒有科學的統計依據和研究結果可以佐証，更不能以家庭背景的“窮”或“富”作為衡量官員腐敗還是廉潔的標准。
理論上，腐敗行為的產生必須具備主客觀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腐敗的動機，即一個人想不想腐敗，有多想，這是腐敗形成的主觀條件;二是腐敗的機會，即能不能搞腐敗，能搞多大的腐敗，這是腐敗形成的客觀條件。“窮二代”更易腐敗的觀點，聚焦於腐敗的動機。依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每個人都需要最低層次的保障如溫飽、住房、生理等基本需求。這樣來看的話，說“窮二代”的確更容易貪腐好像很有道理。於是就有人推斷，窮官比富官的腐敗動機更強烈些。而事實是一些衣食無憂的貪官在位高權重時依然看重最基本的滿足，瘋狂地佔有房產、玩弄異性。還有些呈現出病態的貪官，收取巨額賄賂，但生活非常儉朴，可以說基本需求始終沒有達到普通人的一般滿足。江蘇省鎮江市民防局原局長朱冬生把持審批權，受賄195萬余元，但節儉至極，衣服嚴重掉色，領子磨得毛邊開線，坐兩個多小時的公交車到鄉下去買豆制品。相反的，一些住房簡陋甚至生活拮據的官員，在掌握著可以用來交換利益的權力時，並沒有忘記實現自我價值的追求，能夠抵抗腐敗的誘惑。從這些事實來看，精神上的“窮二代”貪腐行為林林總總，不僅只是貪錢，還有貪權、貪色、貪名等，要比物質上的“窮二代”的貪腐欲念更強。
腐敗的動機是一個綜合體，它的強弱取決於三個基本要素:“廉商”的高低、預防腐敗制度的嚴密程度、打擊腐敗力度的大小。首先，“廉商”是腐敗動機產生的主觀因素。“廉商”即廉潔商數，是指人們保持廉潔的能力。它包括對腐敗危害的認識度、對廉潔價值的認識度、對保持廉潔的掌控度。這三種要素決定了“廉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人在面對腐敗誘惑時的態度和行為。“廉商”解釋了在同樣的外界條件下有人廉潔、有人腐敗的現象。從根本上講，腐敗的產生緣於人性的弱點———自利。與其說“權力具有腐蝕性”，不如說“人都有逐利性”。隻不過“廉商”高者可以拿捏和把控自己的這個弱點，而“廉商”低者則任意放縱它罷了。其次，制度的籠子織得越密，掌權者的腐敗動機就會越弱。人性弱點與制度漏洞的不期而遇，就擦出了腐敗的火花。制度漏洞越少、越小，人的弱點被放大的機會也就越少。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不能腐”。第三，打擊腐敗的力度越大，掌權者的腐敗動機也就會越弱。這是懲治腐敗的威懾力產生的效果，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不敢腐”。因此，腐敗動機的強弱隻與以上三種因素相關，與家庭出身貧富無關。
總之，“窮二代”更易貪腐的論調不僅站不住腳，而且如果任其泛濫會造成極壞的影響，可能強化以出身評判人的社會偏見，也可能出現選拔人才上的有失偏頗，我們需十分警惕之。
(作者分別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善洲故裡·清風施甸》廉政文化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