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審議階段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增加了組織考生作弊罪和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罪。如果通過，應能夠起到較大的震懾作用。
7日，有媒體以“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參加高考曝光跨省團伙”為題報道了有團伙組織在江西實施高考替考事件。隨后，九江警方抓獲南昌替考事件犯罪嫌疑人彭某，與此同時，高考作弊案頭目趙某浮出水面，全案其他多名嫌疑人到案已指日可待。
替考現象屢禁不止的原因，無疑可歸咎於“低風險，高收益”。之所以說高考作弊行為“風險低”，是因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懲治高考作弊行為的法網不夠嚴密，也不夠嚴厲。
在現行法律中，1995年的《教育法》規定，對在國家教育考試中作弊的行為，由教育行政部門宣布考試無效，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如此柔軟的規定顯然對舞弊者毫無壓力。教育部2012年修正過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成為治理高考作弊行為的直接依據。該辦法倒是從第6條到第17條都規定了考試作弊行為的認定及其法律責任。但對於作為主要當事者的學生和老師，主要還是給予政紀處分。盡管該辦法有多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根據罪刑法定原則，追究刑事責任最終取決於《刑法》的規定。
從以往看，各地對高考作弊案的定性，主要適用偽造証件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但適用這些罪名明顯沒有打到高考作弊行為的痛處。
相較而言，國外對“槍手”的制裁則嚴厲得多。在美國，對於在托福等全國性統一考試中的作弊者通常會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在英國，2009年兩名學生在大學入學英語測試中，因找人替考而被捕，分別被判處6個月徒刑加驅逐出境。就在不久前，美國檢方對15名在美國大學入學等考試中實施舞弊的中國學生提起訴訟。15名被告人被控罪名包括合謀、偽造外國護照、郵寄和通信欺詐。
如今，在嚴懲高考舞弊行為的呼聲中，增加刑法罪名以“對症下藥”無疑是一條正確的思路。實際上，已在審議階段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增加了有關考試作弊犯罪的條文，具體包括兩個罪名，即組織考生作弊罪和代替他人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罪。而且，對於為他人實施作弊犯罪提供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以及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相關考試試題、答案的，也要以組織考生作弊罪論處，以上犯罪最高可判處7年有期徒刑。一旦上述刑法修正案通過，對由“槍手”、考生、家長、組織者、監考人員以及更多關聯人物參與組織、策劃的高考舞弊行為，應該能夠起到較大的震懾作用。
當然，組織國家考試作弊的行為入刑以后，其防治作弊的效果如何還有待實踐的檢驗。特別是對於容易受到社會呵護的“師生”、“家長”們，司法是否下得了手，也是到了接受考驗的時候。
□金澤剛（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