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珉迕
將貪腐官員繩之以法，除了捍衛法律的基本尊嚴，也是為了修補政治生態的病灶。對病灶的修補究竟是“及其裡”還是僅僅“觸其表”，直接影響到根治頑疾的效果。好就好在即便有人依然將“反腐”視作一種“權宜之計”，但反腐本身絕不是一項權宜之計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落馬貪官們蹲在冰冷的監獄裡，沒少念叨這樣的句子。也有不少已經開始“重新做人”的，比如湖北天門原市委書記張二江——日前有媒體報道，曾因“吹賣嫖賭貪”被判重刑的張二江，2010年減刑出獄后變身“古文獻注疏解釋專家”，開茶館、習書法、出專著、辦國學班……生活似乎有聲有色。
從“五毒書記”到“國學專家”，張二江的搖身一變頗令輿論詫異，也引來不少非議。但平心而論，除其何以大幅減刑的問題有待作進一步追問外，張在出獄之后的生活基本無可指摘——隻要真的做到“自食其力”，刑滿后的“貪官”，自然應當同普通人一樣享有正常生活的權利。
不過，也有落馬官員的“重新做人”，依稀還帶著落馬前的影子，甚至比當年更加風光。根據有心者的盤點，不少出獄后的落馬官員，各有各的“重生”之道：有刑滿后升官的，如因斗毆被判刑的平頂山民政局的副科級干部王某，出獄后不僅未受任何黨紀政紀處分，反而調到縣民政局任黨組成員﹔有收受“坐牢補償費”的，如象山縣官員李某因受賄獲刑五年，出獄后當初的行賄人竟給予李某數百萬元“補償款”﹔有利用余威當“顧問”的，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長鐘維順出獄后受聘於當地一家旅游“黑店”，專門通報執法動向﹔也有刑滿入編吃“空餉”的，如阜寧數十名因受賄罪獲刑官員，被“重新安置”享受公務員或事業單位退休醫療待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當屬前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兩年前其出獄當日，當地官員、名流富商齊齊列隊迎接，大有歡迎英雄“榮歸故裡”之勢。
面對落馬官員如此戲劇性地“重獲新生”，人們隻能慨嘆其“余威”之強。更令人瞠目的是，早年這些奇形怪狀的“重生記”，每一個都不是個案。為“回歸”的貪官“接風洗塵”，甚至落馬官員公然要求“坐牢補償”的場景，在一些地方屢屢重演，直叫人想起隻在“港台黑幫片”裡見過的情形——“大佬”出事，“馬仔”頂缸，坐牢前兩邊講好價錢，出獄后自不會“虧待兄弟”。
當黑幫片裡的故事演繹成現實，其時其地的政治生態可見一斑。存在於政治生態方面的惡，往往與官員“落馬”的個案互為因果﹔將貪腐官員繩之以法，除了捍衛法律的基本尊嚴，也是為了修補政治生態的病灶。隻不過，對病灶的修補究竟是“及其裡”還是僅僅“觸其表”，直接影響到根治頑疾的效果。就形形色色的“重生記”而言，連司法的懲治都不足以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條、不足以令落馬官員真正“洗心革面”，甚至僅僅被視作利益交換的一種籌碼，足見腐敗基因在相當程度上的根深蒂固﹔而“官商勾結”背后暴露出的某種“官官相護”，以及官員“腐敗圈”的如影隨形，更讓人感到無話可說。
好就好在，即便有人依然將“反腐”視作一種“權宜之計”，但反腐本身絕不是一項權宜之計。可堪欣慰的是，許多看似風光的“重生記”，最終還是被打回原形。“重獲新生”的落馬官員一旦目無法紀，早晚被送回監獄再次“重新做人”﹔與之牽連的相關人等，到底也逃不脫法律的制裁。這對那些至今心存僥幸者都是一個警醒。當然也有真正“重新做人”的，如浙江省政府原秘書長馮順橋就徹底退出名利場，回歸故鄉老宅過自己的日子，倒也收獲了村民和輿論的寬恕。其實，隻要付出了應當付出的代價，並沒有什麼人不可饒恕﹔能不能“重新做人”，到底還是要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