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曉
鑒於醫學領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不宜在法律上對醫生和患者彼此的責任劃分得太過涇渭分明,否則就容易導致雙方都竭盡所能將責任推給對方
“如果手術出了意外事故導致病人死亡,必須由院方最低賠償30萬元﹔賠償未到位,尸體堅決不出醫院大門……”近日,一紙湖南汨羅市人民醫院流傳出的病人“遺書”在網絡上引發熱議。在近年來醫患糾紛頻繁升級的背景下,這封“遺書”再次撥動了社會對於醫患糾紛的敏感神經(5月11日新華網)。
這樣一份堪稱奇葩的病人“遺書”,恰恰是當前醫患關系的某種真實寫照,雙方都在不斷使用一些看上去很不正常,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利,比如患者動不動就大鬧、滯留醫院,拉橫幅、喊口號直至暴力傷醫,醫生診療之前先想著如何全身而退,如臨大敵般報復性拒診、防御性診療。
本應該在一片平和溝通、洋溢愛心氛圍中進展的醫患關系,卻一步步被逼到懸崖邊上,對於社會和諧造成嚴重干擾。醫者父母心,這是一個事關所有人生老病死的特殊行業,被扭曲的醫患關系所帶來負面影響絕不僅限於醫療專業領域。
醫療體制改革已經推行多年,但人們卻沒有看到醫患關系有太多好轉的跡象。以藥養醫的體制固然是造成醫患關系惡化的根本性原因之一,過於緊張的醫患關系同樣與維權途徑不通暢甚至缺失存在很大關系。應該看到,醫生維權通常是針對於患者維權而言,也就是說患者率先使用不正常維權方式,醫生也開始採取對策,所以醫患關系緊張根源就在於以藥養醫體制下,被利益驅動下的醫生採用不當診療方式侵害后,患者難以維護自身權益,並且很多醫療傷害是永久性、無法挽回的,有些患者隻能採用極端方式一泄心中怒火。
患者為什麼維權難,或者說為什麼患者會被肆意侵權而難以自保?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一點就在於醫療領域專業壁壘。太多醫療糾紛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一開始患者就不懂,隻能任由醫生操控,一旦出事之后,要想拿出充足証據証明過錯在於醫生,更是難上加難。讓侵權者自証其過,難度堪比“証明你媽是你媽”﹔去找相關專業人士或者醫療事故鑒定機構,由於同處於醫學界,抬頭不見低頭見,盡管患者受到侵權一目了然,但要去指証同行犯錯類似於自曝家丑,這種事做起來總是心存顧慮、投鼠忌器,有點類似於“找你后媽去証明你媽是你媽”的感覺。於是患者往往多方奔走呼號始終無法得到關於醫療事故的真相,最后有人隻能提前寫下遺書,不問青紅皂白先歸責於醫院再說。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大背景下,有必要去思考如何更好運用法治手段消除醫患糾紛專業壁壘。醫療糾紛中最為關鍵的舉証責任分配經過幾次修改,仍然沒能徹底打通專業瓶頸,在醫生和患者之間找到一個較好的平衡。鑒於醫學領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不宜在法律上對醫生和患者彼此的責任劃分得太過涇渭分明,否則就容易導致雙方都竭盡所能將責任推給對方,從而使得一些診療過程從一開始就偏離本來目的,人為埋下矛盾隱患。應該通過完善立法、科學裁量合理分配責任、分散醫療風險。此外,可以開辟更多途徑吸收專業人士參與醫療糾紛司法實踐,讓醫療糾紛最為核心的鑒定環節更加多元化,確保客觀、中立、權威,走出自我監督、自我認定的怪圈,真正讓患者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