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站在時代發展的前沿，立足全局發展的高度，順應人民群眾的期盼，提出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明確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體現出治國理政的全局視野、戰略眼光和科學思維。
戰略思維。不謀全局不足謀一域，不謀長遠不足謀一時。作為頂層設計者，總書記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把握中國發展的總體趨勢和前進方向，不僅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規劃，而且對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戰略部署。正是有了把方向、抓大事、謀全局、管長遠的戰略思維，才能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四個全面”就是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契合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成為統領中國發展的總綱。
系統思維。認識和把握中國的發展，不能盲人摸象，不能以偏概全，唯有整體考量才能駕馭全局，唯有統籌協調才能協同推進。“四個全面”作為一個完整統一體，既有目標又有舉措，既有全局又有重點，構建了“一個目標、三個支撐點”的系統思維，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戰略舉措。“四個全面”作為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內在統一的整體，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是一項系統工程，統一於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的實踐當中。
辯証思維。在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治國理政的工作中，處處體現出辯証思維的重點論和兩點論，注重運用矛盾分析法解決問題，分清輕重緩急，突出工作重點，抓住關鍵環節，明確主攻方向。“四個全面”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深刻把握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等若干重大問題，科學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正確把握手段與目的、全局與局部、長遠與當前、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膽子要大與步子要穩等辯証關系，抓住關鍵，找准重點，著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法治思維。法律是治國之重器。總書記十分重視法治思維、法治精神、法治方式，強調凡屬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體現出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促進矛盾化解、保障社會和諧的思維方式。“四個全面”把法治思維運用於各項重大工作之中，注重用法治的方式來認識分析和處理解決問題，體現出法律至上、憲法至上的理念。全面依法治國不僅與全面從嚴治黨本質一致、辯証統一，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鳥之兩翼、車之雙輪”，貫徹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過程。
歷史思維。在對待歷史的問題上，總書記反復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黨史國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這種歷史思維就是善於汲取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以指導和推動現實工作。“四個全面”沒有割斷歷史，更沒有否定歷史，而是以歷史為前提和基礎，正確認識和主動適應歷史階段新特點的前提下提出來的，是在以往探索規律、積累經驗基礎上的整合，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一脈相承，表明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另起爐灶、否定過去，而是體現出一種繼往開來、承前啟后的思維方式。
創新思維。應對挑戰、創造未來，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四個全面”不是簡單延續，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治國理政上升到全新的、更高的維度，極大地拓展了建成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深度和廣度。“四個全面”描繪了中國發展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匯集了實現中國夢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次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體現出總書記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的理念。
底線思維。總書記多次強調，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這種底線思維可以使黨的事業避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和挫折，更不允許出現顛覆性錯誤。“四個全面”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擔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明確的責任狀和時間表，各項工作要有倒計時安排和落實﹔全面深化改革要敢啃硬骨頭，敢涉險灘，敢入深水區﹔全面依法治國要恪守法治底線，確保經濟健康發展和維系公平正義﹔全面從嚴治黨要應對“四大考驗”，化解“四大危險”，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些都是底線思維的具體運用，立足最低點，爭取最大期望值。
思路決定出路，思維決定作為。“四個全面”有著深厚的科學思維基礎，是實踐論、方法論、辯証法的有機結合，集中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成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指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和根本綱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