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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崖式降級”不僅意在打通干部職級“能上不能下”的壁壘，更可為接下來的吏治改革提供一個可供觀察的切片。如果想進一步發力，不僅需要組織部門從干部人事制度上提供量化降級的依據，更需紀檢部門協同合力，從嚴治理違紀不違法的干部官員。
長期以來，干部被免職都是一個諱忌莫深的話題。免職后，有人隱退二線，有人卷土重來。此前曾有媒體梳理了6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85起干部免職案例，有29人復出，其中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竟有半數復出，比例之高，令人驚嘆。如果說免職尚且有回轉的余地，那麼近期出現的“斷崖式降級”，則是毫不留情的霹靂手段。自2010年至今，至少有20起負面案件中，官員是被降級處分，其中，跨級別的“斷崖式降級”，共有6起。免職與降級有本質區別，一旦職級降低，隻能從頭“修煉”，很難在短期內恢復到原先級別。這既讓問題官員嘗到了真真切切的苦頭，降低了問責落空的概率，又兼顧了問責的尺度和威嚴。
可以說，“斷崖式降級”給我們接下來的吏治改革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樣本。長期以來，干部職級能上不能下，人數規模能增不能減。而近年來高壓反腐、強力糾風的實踐表明，高官職位不是保險櫃，領導崗位更不是免責牌。黨紀政紀是緊箍咒，更是高壓線，任何人都不得觸犯。
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來看，“斷崖式降級”也改變了以往風險和職級倒挂的現象。以往干部職級越高，所需承擔的風險越小，即便被追責，也是由下而上，問責的力度逐層遞減，官越小，背黑鍋的可能性越大，要不然，為何在各種政府部門的危機公關中，被開除的總是“臨時工”呢？領導干部不僅應該在平時帶頭做好工作，更應在觸犯黨紀國紀時，主動承擔。
“斷崖式降級”的出現，雖是個例，卻體現了當下干部問責制度的正在向著法治化的方向發生轉變。依據公務員法第55條、56條規定，公務員因違法違紀應當承擔紀律責任的，有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6種處分。而此前常常出現在官員通報結果中的“免職”，屬於干部任用的組織措施范疇，並不在處分類別之中。
要把切片的標本意義研究透徹，還需組織部門對哪種情況該對應何種降級，具體降級程度等細節，進一步明確與細化，力圖有理可循、有法可依。此外，降級並非一勞永逸，必須加強后續監管，如何讓降級官員盡職盡責，發揮余熱，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紀檢部門也要協同合力，加大對干部違紀行為的曝光力度，明確解釋官員到底如何違紀，所違何紀，最好能明確到違反的是哪部法律的哪一條、哪一款。隻有讓“斷崖式”降級步入法治的軌道，才能讓其形成制度性震懾力量，真正實現從嚴治吏、依法治國。
